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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定剑：中国改革的新动力

http://www.CRNTT.com   2009-01-16 05:48:58

第一，在选举制度方面实行了差额选举。从人大代表到国家领导人副职都实行差额选举，地方的和中央的正职在法律上也实行了差额选举。还实行了代表跟选民可以联名提名的制度，过去基本上是组织提名。北大和其他一些高校出现学生主动站出来竞选人大代表。北大有一些比较典型的竞选人物，在图书馆和饭堂前面有一些演讲，赢得一些掌声。　 　　第二，加强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制度建设，增强人大常委会的能力建设。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全国人大常委会成为了一个主要的立法机关，而且这个立法权在某种程度上比代表大会的还要大。全国人大制定民事、刑事、国家制度和重要经济方面的基本法律，除此之外的法律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而且全国人大常委会还可以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部分修改全国人大的法律。第二、设立专门的委员会。我们知道专门委员会对议会的作用，《国会政体》的作者威尔逊有一句话，专门委员会是行政中的国会，没有专门委员会议会不可以做事。  　　第三，扩大了地方的自治权，设置了常委会。82年宪法里很重要的制度安排，实际上是地方建立了一个常设的议会。在西方很多单一制的国家都没有这么大的权力。它有立法权，这个权力是很大的，只要跟国家的宪法法律不相抵触，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制定地方性法律。国家没有列的他也可以做。当然我们习惯于中央集权的思维方式，总是看到上面领导有什么指示才立法，这不是宪法制度的安排。其实我们地方立法权比英国、日本、法国单一制的国家的自治权力要大得多。我去英国专门研究过英国地方自治的问题，英国到1999年才开始权力下放，原来地方没有议会，没有立法权。　 　　第四，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解决了领导职务终身制的问题，就解决了领导人权力搬迁转移的问题。1976年主席逝世的时候，我们觉得天都塌下来了，国家怎么办啊。那年很多人排队买黑纱，整个国家都一片暗淡。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政治制度交接，我们不可能有这30年的经济社会的发展，所以我认为改革最重要的制度成果，是82年宪法固定和总结下来的。　 　　接下来，由于自由、开放了，有些新的生活方式来了，包括西方的生活方式，也可能是人的本性的生活方式，比如穿喇叭裤、跳舞，聚集在一块，这些事情都来了，包括一些社会治安的问题。82年8月份，全国人大第二次通过了《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决定》、《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犯罪分子的程序决定》，我们把这个叫做严打。在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一直可以看到关于人性与人道主义的两种思想在交锋。83年4月份，发生了关于人性与人道主义的争论。周扬是当时的中宣部长，他在中央党校做了“关于人性与人道主义”的报告，批评检讨我们过去对人性、人道主义的问题太左了，后来遭到了党内另外一些同志的反对。关于周扬，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他是很有名的作家，也是57年反右灾难的制造者。但是文化大革命以后，他反思得比较深刻。1984年，胡乔木针对人性、人道主义的问题做了一个报告——《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  　　在86年9月3日、13日、29日、11月9日，邓小平连续四次谈政治体制改革。他先后指出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政治体制改革总的目标是三条，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改革内容首先是要党政分开，要解决党如何领导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权力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第三个是精简机构。86年进一步提出，我们要讲民主，但不要搬用资产阶级的民主，不搞三权鼎立那一套。　 　　这是中国第一阶段的政治体制的改革。我们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1989年，改革的背景是反思我们国家的历史，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经验教训，要民主，要法制，要政治体制改革，要解决个人集权和个人专断的问题，要解决中央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改革的动机就是要防止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事情不再发生，我们不应该再有文化大革命那种乱批人、乱斗人、乱抓人的思想，要从制度上解决问题。　 　　改革的特点是以传统人文知识分子为主导发起的一场又一场观念的变革。比如关于人道主义、异化问题，实际上是在哲学层面上谈人性、人道的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挖掘人道主义的因素，用这样一些东西来启蒙社会。　 　　在前十年的过程中，一方面中央最高领导人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另一方面学生、社会、知识分子也在讲政治体制改革。但这两种政治体制改革有不一样的内涵，在知识分子、学生看来，更多的是自由、民主、竞选这些东西。但是政治领导人层面上的民主，是在我们现有制度下，怎么能够发扬一些民主。人文知识分子强调的观念头脑风暴的改革，与权力驱动的改革是不一样的，那个时候没有权力的要求，只知道民主是好的，西方的一些东西是好的，学生也完全不了解西方，这种改革是自上而下的，政府在发动、推动，这次改革成功体现在82年宪法里面。改革的普遍共识也是政治体制改革应该与经济体制改革相协调。　 　　1989年以后有几年，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政治上，中国都处于徘徊的状态。92年，邓小平南巡打破了这种局面，一下子把经济体制改革推到了最前沿，市场经济改革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这期间发生了苏联东欧的解体的事件，给中国老百姓，特别是领导人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也是我们下一场改革很重要的背景。在东欧解体以后，很多人认为中国不能搞西方的民主，要吸收前苏联解体的教训，提出稳定压倒一切，没有稳定，我们什么事都干不成；在经济上提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社会发展政策。一心一意发展经济，在国际上采取韬光养晦的政策。　 　　从92年到现在16年，中国经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成为世界上经济总量第四的国家，在世界上成为了一个巨人，中国的富豪榜在增长，在金融危机之前，我们到处购买外国的银行、企业、保险公司，我们有数千亿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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