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毅夫：台湾的闽南人、客家人和福佬客

http://www.CRNTT.com   2021-05-31 00:02:10

汪毅夫（来源：中评资料图） 　　中评社北京5月31日电（作者 汪毅夫）主持人李鹏教授，学界的各位朋友，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 　　陈孔立教授嘱我谈谈“福佬客”的话题，于是我有了今天的讲题。我今年70多岁了，上有90多岁的老师陈孔立教授在看着我做功课、写作业，给我指导和鼓励，还亲自到图书馆查了材料告诉我。想想吧，这有多么美！我半夜醒来都会笑。退休后，“半日读书，半日闲坐，半夜写作”已经成为作息习惯。我确实经常半夜醒来就笑，然后开始写作。　　　　　　　　　　　　　　 　　闽南人也叫福佬人。闽南人和客家人是汉族的两个民系。在台湾，来自福建的移民以闽南人为主体，又包括了部分客家人，主要是福建汀州的客家人；来自广东的移民以客家人为主体，也包括了部分闽南人，主要是广东潮州的闽南人。我们知道，在台湾历史上，闽、粤历来分类。那么，福建移民里的客家人在台湾是归属于“闽”、广东移民里的闽南人是归属于“粤”吗？答案是否定的。清代道光年间，台湾淡水同知曹怀朴府中幕友林树梅《与曹怀朴明府论凤山县初政事宜书》谓：“闽之汀州与粤连线，亦附粤庄”，他说的是福建汀州与广东接壤，所以福建汀州的客家人移民乃依附于广东移民聚居的粤庄、依附于“粤”；也是在清代道光年间，姚莹在台湾兵备道任上有“粤人党粤，潮虽粤而亦党漳”之语，讲的却是广东潮州的闽南人移民，不“党粤”而“党漳”，主动依附于漳州人、依附于“闽”。如何看待此种状况？在我看来，“闽之汀州与粤连线”，粤之潮州也与闽接壤，闽之汀州人依附于“粤”、粤之潮州人依附于“闽”，可以说是地缘组合的分类，也可以说是民系组合的分类。换句话说，在闽粤分类的背后、地缘组合分类的背后有一个民系组合的分类，即福佬民系和客家民系的分类。　　  　　陈运栋的客家学名著《客家人》（1979）书前的《非序》（赖金男撰）说：“在台北市的客家人，慢慢地丧失了原属身份（the　identity），他们外表上已经没有客家人的特色，为了生存，他们被‘福佬人’同化了，日常家庭中也常用闽南语交谈”。他说的“福佬人”指闽南人，他说的“被‘福佬人’同化了”的客家人也被称为福佬客。许雪姬主持的《台中市建筑发展》之《民宅篇总报告书》（1992）谓：“客家建筑和闽南建筑有些不同，但因在丰原一带客家人闽南化很厉害，其后裔根本不会讲客家话（若能，也只是片语，单字），其所请的工匠，亦未为全是粤籍，因此基本上要从丰原的传统民居看出客家持色是不可能的”。这一段话谈的也是闽南化之客家人，看重的客家人的特色也在于“讲客家话”。陈支平教授《客家民系的形成及其源流》（2018）谓：“客家的方言富有特点，笔者认为只有这种客家方言才是界定客家的最基本要素”。同理，闽南方言也富有特点，是界定闽南人的最基本要素。闽南人和客家人长期在闽西南、粤东和台湾等地区相邻而居，不仅闽南人在影响客家人，客家人也在影响闽南人。这种长期的、双向的交互影响的结果是，闽南人和客家人在文化上少了一些差异性，多了一些共同性，甚至在一些区域形成了一些被说是“半客半福佬”、被称为“福佬客”的人群。在我看来，“半客半福佬”的“福佬客”一语，可以有“闽南人之客家化”和“闽南化之客家人”两个方面。讲客家方言而不讲闽南方言，是界定“闽南人之客家化”的最基本要素；讲闽南方言而不讲客家方言则是界定“闽南化之客家人”的最基本要素。当然，方言以外、最基本的要素以外，还有民俗等诸多方面的要素；“半客半福佬”的“福佬客”一语，还可以分为文化人群和人群文化两个层面。“福佬客”是文化人群之称，“半客半福佬”则就其人群文化而言。　　　　　　　　　 　　兹就“闽南人之客家化”举例而言之。我是闽南人（福佬人），从小在地处闽南的厦门海岛长大。19岁起，在客家住区的上杭古田山村度过了六年农耕生活。记得到上杭古田的第一天，谢姓房东就告诉我，谢姓家族是从 龙岩适中迁来的，本来也讲闽南话，也是闽南人。后来我又了解到邻乡的上杭白砂傅姓家族、邻县的永定古竹苏姓家族也来自闽南。我知之较详的、同台湾有关联的是，上杭白砂傅姓家族迁自闽南泉州。清代同治庚午年（1870），上杭白砂傅姓家族出了一名“贡元”（应是优贡第一名，因为五贡里的岁贡、恩贡和副贡不必经过专门的选拔考试，而拔贡每十二年选拔一次，逢酉年举办选拔考试），名叫傅于天。光绪年间，傅于天移居台湾彰化客庄之一的东势角三角庄，成为丘逢甲的老乡和好友。同丘逢甲一样，傅于天也是客家历史文化名人。 在福建上杭、在台湾彰化，傅于天家族作为文化人群，是“闽南人客家化”之典型事例。我曾见傅于天填写的科举齿录，上面明明白白记着：“始祖百一郎，由泉州移上杭”，“四世祖名均保开基白砂”。我想，除了客家化如“讲客家话”，在傅于天家族的祖先崇拜和家族记忆里，还是会永续保存其闽南因素：闽南祖和“闽南底”（本是闽南人也 ）。 这是我们应当观察到的人群文化层面上的情况。台湾学者刘还月《台湾岁时小百科》（1989）报告：“（台湾） 屏东县的第一大镇潮州，目前虽然闽、粤居民各占一半，街市的主要语言以闽南话为主，但客家人的守护神三山国王，却是潮州地区主要的信仰中心，街市内的三山国王庙，更是当地规模最大的庙宇，享受闽、粤两籍人士的香火。一般来说，客家人的宗教信仰方式大都以善男信女到庙里上香为主，除回祖庙进香，较少出巡绕境，闽南人则较重视出巡绕境，其他地区的三山国王庙也许从未出巡绕境，潮州地区却因闽、粤杂居的关系，每隔三或四年都要出巡绕境一次”。这里报告的是，闽南人和客家人在台湾相邻而居，发生的文化上交互影响、“闽南人之客家化”（闽南人也信仰客家神）和“闽南化之客家人”（客家人也请神出巡绕境）的情况。 　　现在举例说明“闽南化之客家人”。福建漳州之诏安、平和、南靖有一些本是客家人却讲闽南方言而不讲客家方言的人群。他们属于“闽南化之客家人”，生长其地者皆知之。台湾学者林衡道《员林附近福佬客村落》（1962），报告的台湾彰化员林地区的“福佬客”也属于“闽南化之客家人”。多年来，海峡两岸学者就“闽南化之客家人”的分布做田野调查，零星地报告了若干“闽南化之客家人”的人群。近年，厦门大学国学院陈支平教授的《客家民系的形成及其源流》从文献、也从田野取证，提供了众多包括客家化的闽南人、闽南化的客家人等文化人群分布的线索，取得了研究的重大进展。我现在要谈的是“闽南化之客家人”的人群文化。台湾民间至今仍有“客人头，福佬尾”的俗谚流传，喻人办事龙头蛇尾。在汉族的两个民系闽南人和客家人之间， 龙崇拜是共有的，是文化上的共同性；蛇崇拜则是闽南人特有的，是文化上的差异性。广东潮州的闽南人崇拜蛇的风气特盛。清代粤人吴震方《岭南杂记》记：“潮州古蛇种，其像冠冕南向，尊曰游天大帝。龛中皆蛇也，欲观之，庙祝必致辞而后出，盘旋鼎俎间，或倒悬梁椽上，或以竹竿承之，蛇蜿纠结之”。在福建，闽南人的蛇崇拜习俗很早就渗入了客家住区的闽西（宋修方志《临汀志》卷之四《祠庙》已有关于灵蛇庙“在长汀子城内佑圣堂右”的记载），但它在闽西幷未成为客家人的习俗。在台湾高雄美浓镇，据台湾学者刘还月《 台湾岁时小百科》（1989）报告：“ 高雄美浓镇的东门城楼附近，有一座创建于乾隆八年（西历1743年）的刘圣君庙，许多人都以蛇神庙称之。 是台湾地区颇特殊的蛇神信仰。美浓狮山里另有一里社真君墓，相传祭祀的祀蛇神，但却较少为人知”，“美浓地区的客家人，都于四月八日，准备鼠曲果及简单的牲醴，祭祀圣君以祈丰年”。接受闽南人蛇崇拜的习俗，这是台湾客家人闽南化的典型事例之一。刘大可教授《传统与变迁：客家民间信仰研究》（2017）报告：“流传久远的‘祖在家，神在庙’观念，却在台湾客家社会出现了动摇。置身于台湾移民社会中，人们基于族群、祖籍、姓氏等因素，组成了不同的聚落，但聚落间的互动却是不可或缺的，既有纷争、械斗，也会有交易、互访，乃至通婚、移居，客家聚落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福佬文化的影响。福佬人更注重神明崇拜的观念，与无声处地浸润于客家社会。每逢神明的庆典，福佬人莫不热衷于准备大型的祭祀庆典和迎神赛会，以彰显神明的威灵。为随时祭祀，还分香回家中供奉。有些人的厅堂中，甚至还同时供奉多种神明，其神龛宛如一座小型神坛。位置的摆设上神明稳坐中间大位，祖先的牌位退居右边一侧，甚至还有不供奉祖先牌位的。台湾客家人受福佬人传统的影响，逐渐放弃应有的信仰方式。有些人也开始在家中供奉起神明，开始时或许让出厅堂供桌之一角，慢慢地却后来居上，神明正式进驻大位，祖先退居角落”。这也是台湾闽南化之客家人的情节。　　　　　　　　　　　　　  　　讲到这里，有朋友会问：在福建（包括台湾）不是有“闽祖固始”之说吗？闽南人和客家人都来自河南固始吗？ 学术研究不当回避问题，而应该有“哪壶不开提哪壶”、直面问题的精神。 　　　　　　　　　　　　　 　　对于“闽祖固始”之说，宋代学者郑樵、方大琮、陈振孙，明代学者洪受曾提出批评。他们的批评针对了两个方面，是相当精准的。一是中原入闽移民的来源地幷不止于光州固始一地，如宋人郑樵谓：“今闽人称祖者，皆曰光州固始。实由王绪举光、寿二州，以附秦宗权，王潮兄弟以固始之众附之 ，后绪与宗权有隙，遂拢二州之众入闽。王审知因其众以定闽中，以桑梓故，独优固始。故闽人至今言氏族者，皆云固始，其实谬滥”。郑樵亦闽人也，他在《郑氏家谱后序》里说：“吾祖本出荥阳，过江入闽，皆有源流，孰为光州固始人哉？”另一是中原移民入闽时已有当地住民。如明人洪受《光州固始辨》谓：“夫审知未入闽之初，闽之人民盖亦众矣，是故有刺使焉，有观察使焉，所以治之也。及审知既入闽也，至于漳浦始云有众数万，则前此之众未盛可知也。至今全闽郡县，上至大夫，下至黎庶，莫不曰光州固始人也，不亦诬乎？”洪受认为，闽祖固始，“盖亦有之，而未必其尽然也。”当然，这两个方面的批评，幷不否认包括固始移民在内的中原移民入闽的历史事实。福建（包括台湾）民间修谱、志墓“曰自光州固始”，其中合于历史真实者“盖亦有之”。既然如此，则无全部存疑之必要；以“光州固始”作为移民祖地的文化象征，如同“山西洪洞大槐树”、“宁化石壁叉”、“上杭瓦子街”之类，也应当予以尊重。　　　　　　　　 　　《现代汉语辞典》（商务印书馆 1983年版）于“客家”条下谓：“指在四世纪初（西晋末年）和十二世纪初（北宋末年）从黄河流域逐渐迁徙到南方的汉人，现在分布在广东、福建、广西、江西、湖南、台湾等省区”。在闽、台两地，今之闽南人和客家人都有以光州固始为祖地或祖地文化象征者；作为汉族的两个民系，闽南人和客家人都是中原文化的承载者和传承者。　　　　　　　　　　　　  　　附带言之，1993年，我曾写作《台湾的客家人和闽南人》《再谈台湾的客家人和闽南人》。28年后重新阅读，当持论的部分迄今不曾移易：一方面，不相信入闽的中原移民的祖籍地仅限于“光州固始”一地，不相信入闽的“光州固始”移民是入闽的中原移民的全部、是全部福建人的祖先；另一方面则完全相信入闽的中原移民确有部分“光州固始”移民，幷且充分尊重将“光州固始”作为祖籍地文化象征做法的正当性。　　  　　李鹏教授，各位朋友，感谢大家耐心地听完我的发言。谢谢！　　　　　　　　　　　　　 　 （作者系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讲座教授、全国台湾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