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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智库：面向世界的中国文化价值

http://www.CRNTT.com   2020-05-02 00:07:50

大国政治的实现，需要制度上的保证。中国文明成熟的标志在于三千年前周公之制礼作乐，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建立以官职为核心的典章制度，体现在《周礼》一书中，就是“设官分职，任贤使能”。这一制度一路发展下来，到汉武帝时开始尊儒术，立五经博士，并为博士置弟子员，弟子员成绩优秀者任命为官员，由此发展出士大夫文官官僚政治；到隋唐出现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官员的制度，士大夫文官官僚政治走向定型与成熟。礼部负责科举考试，吏部负责选拔与考核官员，御史台则负责对官员的监察。 　　士大夫文官政治与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相伴相生且彼此影响：秦汉以下的中国社会就是士农工商为主体的四民社会，社会充满流动性，士不是世袭的，完全是从另三个层级通过科举考试而产生，从而也就能超越各主要阶层利益，代表最广大的“公”。 　　西方古代则没有像中国这样具有代表最广大民众的士大夫阶层的历史文明经验。西方从古希腊开始，政体的常态都是城邦或小国，在古希腊，民主仅限于少数公民，广大的奴隶被完全排除在外；罗马帝国衰亡后，西方中世纪出现小国林立的世袭封建制，掌握政权的国王、领主是世袭的，掌握军事的骑士阶层也是世袭的，但文化却不掌握在上述的统治阶层手上，而掌握在基督教教士手上，再下面则是众多的农民和农奴。更为严重的是，阶级固化、阶级对立严重，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分别掌握在不同阶层手上。当年英国的清教徒移民到美国，一方面是基于欧洲大陆天主教对新教的宗教迫害，另一方面则是基于欧洲严重的阶级对立，所以他们也自觉要区别于老欧洲。⑨这些对立、分裂的阶层，进一步在近代发展为三级会议这样的等级代表会议，17世纪初西方基督教世界每个国家都有等级代表会议，各级之间充满斗争，并由此而衍生出多党制，代表不同阶级的利益互相制衡。 　　与西方这种“小圈子内的民主”相比，治理中国这样的大国，更需要考虑长久的民意，要看最终的结果，而不是所谓民主政治的民意正当性，民意如流水，变化不定，且不考虑政治结果。王夫之把“善”诠释为“处焉而宜”，指把事情办得适宜，这完全是客观行为的结果。他强调“不处胡宜”，所以“善”若没有落实为最终的行为结果，是不成其为善。⑩中国的政治正当性是一种“历史正当性”，是要从历史的结果来看的。治理中国的大国政治是靠士大夫官僚政治，官之为官在于贤能，所谓“设官分职，任贤使能”，因此，中国的大国政治本质上是贤能政治，而贤能政治与民本政治是一体的，因为官员是通过科举考试从全国广大民众中选拔出来的，所以与民众有天然的休戚与共的关系。正是这种不同的历史传统——士大夫官僚政治与阶级代议制的巨大差别，成为中西方一党制与多党制的历史文明根源所在。 　　中国学习西方后所产生的政党政治，不是西方意义上的选举斗争政治，而是在正、反、合意义上重新回到中国意义上一元的，代表全社会整体的新的士大夫政治。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以社会为优先，利用资本、技术的同时而能节制资本，中国社会主义是对于资本主义的克服与超越，这一超越是舍勒所说的资本主义制度不止是作为财产的分配制度，更是作为整个生活和文化的制度。⑪中国社会主义与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国文明有深刻的内在关联性。 　　作为强调平等、强调普渡众生而对应不同根器发展出各种方便法门的中国大乘佛教也与中国社会主义有高度的契合。佛教在印度消亡，在中国则有中国化的佛教并发扬广大，这亦如社会主义在欧洲式微，在中国亦发扬光大。佛教说到，滴水入海，同海广大，以个人之点滴功德融入到大众之功德大海中，其功德将无量无边，永不耗尽；从中国共产党党史来看，每一位普通群众在融入到中国共产党的事业中而获得其神圣意义的获得，二者不也是相通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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