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日渐清晰

http://www.CRNTT.com   2016-05-07 07:32:24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经济增长的活力及潜能不断地被激发出来。 　　中评社北京5月7日电／在国际经济形势日趋复杂、国内经济仍面临下行压力的情况下，要完成“十三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国民经济总量和人均国民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艰巨任务，我们的信心和底气来自何处？ 　　上海证券报发表商务部研究院前院长、资深研究员霍建国文章提出，一要靠我们已形成的一系列成熟的发展理念，二要靠已形成的潜在的经济增长动能。更具体地说，就是政府经济主管部门要坚决贯彻中央确定的一系列科学的发展理念，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对企业和社会微观主体而言，关键是把握和了解正在孕育的新的经济增长动能，做好迎接新经济发展机遇到来的准备。 　　五大因素汇集成经济增长新动能 　　文章分析，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经济增长的活力及潜能不断地被激发出来。从经济发展前景看，以下五大因素正迅速汇集成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一是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将形成新的驱动效应。目前已初步形成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区域以及珠江城市群和长江中下游城市群。可以预计，在“十三五”时期，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力度将进一步加快。据不完全统计，经国务院批准的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规划已达20个左右。最近批准的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机制，包括了华南、西南九省以及香港、澳门两地区，是目前国内最大的区域合作机制。通过区域协同发展将形成不同的增长点和增长极，逐步突破各省市经济结构趋同发展的模式和特征，综合考虑经济发展布局及城市功能定位，形成差异性发展，发挥区域资源优势互补的作用。这些区域发展规划无论涉及产业结构的调整还是社会发展环境的完善，都将进一步促进投资并提升服务水平。有些政府主导的公益性投资仍将有所扩大，包括城际交通和商品物流环境将进一步得到改善。 　　二是智能制造和智能家庭消费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十三五”是中国工业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中国制造2025”和智能制造已被列入“十三五”发展的专项规划加以推动。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三网合一”将获新突破，家庭智能化改造升级将引领新一轮消费大潮。在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逐步升级完善的背景下，家庭生活和消费将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其对居民消费的拉动和刺激作用将远远超越当年家电普及曾带来的巨大消费热潮。随着消费的升级，制造业将面临不断开发新型消费产品的挑战，如何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新的消费需求将是制造业面临的艰难任务。最终我们会感觉到，不是消费制约了经济发展，而是供给滞后制约和影响了消费和经济发展规模。所以，“十三五”期间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全要素劳动生产率、排除体制机制阻碍、不断完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环境，将是“十三五”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 　　三是新型城镇化建设将带动新的需求。城镇化建设在中国经济崛起的进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不仅刺激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也彻底改变了城市的发展面貌。中国已初步解决了交通障碍和大规模住房建设问题，这些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为我们下一步发展提供了强有力保证。特别是高铁和高速公路的发展，彻底改变了中国的经济地理格局，便捷了人流、物流的通行，社会效益显着。另外，“十三五”期间户籍制度改革的落地和二孩政策放开后产生的人口红利，必将释放新的消费需求，带动居民消费水平的整体提升。职能转变后，政府将加强对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投资力度，这些都将形成大量新的投资和需求，支撑中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 　　四是服务业扩大开放将带来新的增长动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出了新的要求，其中明确了新的服务业开放领域和进一步加快服务业开放的总体要求。由此可以看出，扩大服务业开放是当前开放的主要任务。目前，中国四大自由贸易试验区均将扩大服务业开放列为试点的主要内容。 　　五是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有利于释放经济增长活力。“十三五”期间中国将面临扩大市场开放和适应新的贸易规则的双重挑战。在市场开放方面，我们关键是要做好服务业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安排，而代表高水平对外开放安排的核心是要加快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十三五”的前两年我们必须在上述开放方面实现较大的突破，这样才能引入新的市场活力。如果能够在中美、中欧的投资协定谈判中取得突破，中国将基本形成一个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新格局，这将有利于国际和国内资源双向流动，有利于国内企业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诞生更多有竞争力的中国跨国公司。 　　创造条件加快服务业开放进程 　　文章认为，应创造条件加快服务业开放进程，为此要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坚持扩大开放的主动性，把握好开放的节奏和顺序。从全球范围看，服务业开放是大势所趋。如果不主动开放，待国际新的高标准的服务贸易规则形成后，中国的开放空间和政策选择就会相对变小。因此，与其被动接受，不如主动适应，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获得更大的谈判筹码。 　　其次，继续转变政府职能，全面促进服务业发展。对经济发展中出现的许多新的业态及服务模式，要准确把握其发展趋势和积极作用。在服务业开放过程中，要消除体制机制的障碍，关键是转变政府职能，明确政府定位，建立能够适应高标准贸易投资规则的行政管理体系，精简审批程序，由注重事先审批转为注重事中、事后监管。 　　第三，保持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的一致性。《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把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有机结合起来，加快构建统一公平、竞争有序的大市场。在服务业对外开放方面，中国正在探索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是一项标志性的重要内容，应坚持落实到位。随着中美、中欧投资协定谈判的推进，我们有可能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方面再作出重大突破性决策，即在现有版本的基础上进一步简化负面清单，使之能够体现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安排。在对内开放方面，虽然早在2004年就出台了《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之后又有“非公36条”和“新非公36条”等规定措施，但是民营企业的市场准入问题仍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影响了中国私营部门参与服务业开放的积极性。对内对外开放是相互影响的，如果目前国内的行业垄断和各种显性隐性壁垒不消除，建立在行业保护基础上的竞争力也是不扎实的，对外开放加大后外资企业势必会对国内服务业造成更大冲击。 　　第四，加快体制机制创新，促进新型服务业发展。“十三五”时期，可以预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将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应加大对中小型服务企业和公益性服务行业的支持，推动建立扶植中小型服务企业的风险投资基金。在规范管理各种融资平台的基础上，要进一步放开中小企业的融资通道。特别要做好配合制造业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生产性服务工作，创造有利于服务企业集群平台发展的良好环境。企业要关心全球价值链竞争的新动向，积极参与并适应核心价值链节点的竞争。国家则需要关注本国在全球价值链竞争中的地位，转型升级本身意味着结合本国优势，寻求参与价值回报最高的产业链部分的竞争。 　　第五，创新监管模式，提高风险防范能力。在服务业开放的法制保障方面，中国需要注重法律的严密性，减少执行过程中的随意性和可能产生的套利行为。保证地方法规与部门规章制度的一致性，使国内法律与国际规则接轨。比如，在自贸区试验的基础上，尽快完善适应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法律体系，并做好区内外政策的协调。 　　服务业扩大开放不仅是对外开放的主要内容，同时也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但服务业开放涉及众多敏感领域，所以在推动开放的同时，要加强法律法规建设，构建服务业开放的法律保障体系。同时，需要进一步完善非现场监管，加强信息平台的建设，提高经济信息的透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