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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世锦：十三五时期经济持续增长的若干问题

http://www.CRNTT.com   2016-02-01 07:54:28

三是把国有资本与具体企业脱钩，才能真正有助于国有资本发展壮大。在国有资本应当发挥作用的范围内，国有资本应当是选企业，好的进去，不好的出来，企业可以起起落落，只要国有资本活起来了，通过流动配置，就可以实现持续增长。 　　四是只有通过企业内外不同类型资本的混合融合，国有资本才能更好发挥其影响力、控制力和带动力。在国有资本职能既定的情景下，以有限的国有资本尽可能多地影响非国有资本，只有在开放的股权结构和市场结构中才能实现。 　　五是淡化以至改变以所有制划分企业类型的做法，才能真正促进公平竞争。不同类型企业公平竞争已经讲了多年，仍难以落实。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事人通常认为，即使国企效率低、不合规，但“肉烂在锅里”。 　　而与非国企打交道，对的也可能是错的，小问题可能成为大问题。促进企业的公平竞争，必须改变对企业按所有制贴标签的做法。促进公平竞争，也应当成为国有资本的战略目标之一，从长远看，对国有资本本身发展也是有利的。 　　综上所述，由“管企业”向“管资本”的转变势在必行，必须加快。管资本，就要用好资本。应当按照三中全会精神，使国有资本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重点用于提供公共产品，发展战略性前瞻性产业，促进科技进步，保护生态环境，保障国家安全。 　　在这个过程中，对国有资本应强调做活做专做优做大。做活，就是推动国有资产的资本化证券化，是资本能够动起来；做专，就是在需要国有资本发挥作用的各个领域，提高专业化、精致化水平；做优，就是按照国家战略目标的需求优化布局结构，全面提升效率；做大，把以上几条做到位了，国有资本的规模就会不断壮大。 　　下一步改革中还应注意：一是加强高层设计和推动，重点是明确大的方向、原则和底线。由于国有资本产权结构的特殊性，防止流失应成为底线，关键是提高透明度，实现阳光下操作。二是在此基础上鼓励地方和基层试验，允许不同方案同时登台，相比比较、借鉴、优化。三是避免国企改革的意识形态化，要是什么事情说什么事情，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少说多做，务实推进。 　　2. 解决“问题地区”的问题要有新思路、新办法 　　随着增长速度放缓，部分地区困难突出，成为新的“问题地区”。这些地区大都资源密集、以重化工业为主，主要分布在东北和中西部。 　　新的“问题地区”出现，提出了一个重要警示，即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不容忽视。从全国看，已经不大可能落入拉美式的中等收入陷阱，因为中国已经越过了那些国家落入陷阱时4000～6000国际元的阶段。但在进入高收入社会之前，部分地区增长放缓、停滞，落入某种陷阱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这些新“问题地区”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后增速大幅下滑，新增长动力不大明朗。高增长主要依赖高投资，有些地区甚至出现了投资总量接近或超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奇特情景。如果这些地区是独立经济体，意味着过去的高投资大量依赖引入外债，随着增长回落、竞争力下降，很可能出现汇率贬值、资金流出，进而陷入债务或其他类型的经济危机。 　　这些新“问题地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重化工业回落与国有企业为主的体制并存。重化工业回落有其规律性，但如何应对则反映了体制特点。近些年的经济增速回落幅度较大的，除了重化工业外，还有出口产业。出口产业在过去长时间内保持了20%以上的增长速度，近年降幅很大，2015年以来甚至出现了负增长。 　　与重化工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出口产业进行了力度很大的调整，企业关闭、人员流动、债务重组，尤其是适应市场变化而进行的转型升级，但这些调整基本上是静悄悄进行的。出口产业是中国市场化程度最高、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最充分的产业，对增长回落的应对方式较好地体现了市场经济中结构调整的特征。 　　这种比较对如何解决“问题地区”的问题有重要启示。在经过一个时期减产能的调整后，国内外市场对重化工业仍有长期稳定的需求，这些产业特别是装备工业产业升级的空间很大。关键是这些“问题地区”能否在压力和挑战中抓住机遇，真正从困境中走出来。国际经验显示，有的“问题地区”由此一蹶不振，陷入长期衰退。 　　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经过十几年实行振兴政策后再次落入困境，政策本身值得反思。如果继续沿用倚重扶持、推迟或避免深层改革的路子，必定无法应对大幅减产能、产业转型升级、创新驱动的新挑战，且要延误时机。必须用改革开放的思路和办法，走出一条地区振兴的新路。 　　例如，加快企业减产能、转型升级进程；对制造业基础好的地区，大力度推动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推动跨地区、跨所有制的企业重组。还可考虑与市场经济发达地区对口合作，创建令人耳目一新的新经济特区。与此同时，要保持产品和要素市场足够的开放度，通过人口流动，逐步达到地区之间人口数量与收入水平大体平衡的状态。 　　3. 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完善公务员队伍激励机制 　　十八大以来提出和贯彻八项规定，大力度反对和惩治腐败，成效显然，深得人心，开创了党风廉政建设的新局面。把当前出现的懒政现象归结于反腐败不符合实际，颠倒了是非关系。从调研的情况看，部分干部的不作为原因复杂，既有“不想为”“不敢为”的问题，也有新常态下老办法行不通而出现的“不会为”，指标脱离实际、风险过大而“不愿为”等问题。 　　政治生态的变化，要求因势利导，乘势前进，与经济转型对政府职能和干部队伍的要求相适应，加快建设有理想、有能力、会干事、守规矩的现代化公务员队伍。 　　一是把廉政建设的长效机制与政治体制改革结合，形成符合国情、符合现代治理结构要求的长效机制。这方面应进行多方面的积极探索，重要元素包括选人用人机制的透明度和稳定预期、“政务官”与“事务官”适当分离、职责与监督有机结合、稳定的薪酬增长机制、福利待遇与廉政状况挂钩机制等。 　　二是继续鼓励地方政府之间的适度竞争。地方竞争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机制，不能丢掉。应兴利除弊，与时俱进地将竞争标的物转向转型升级、创新驱动。新常态下创新城市和创新中心的出现、“问题地区”走出困境等，都需要发挥地方竞争的积极作用。 　　三是给地方基层试验、创新以更大空间。中国改革开放一条重要成功经验，是地方基层先行试点，取得经验，比较、提升、完善，然后推向全国。这条经验仍应坚持。中央顶层设计的大政方针确定以后，具体管用办法还是要靠地方基层去探索和验证。 　　应给地方基层更大的试验空间，在把握方向、守住底线的前提下，同一项改革可以有几种方案同时试验，相互比较、补充、完善。地方基层试验为创新型人才提供了施展才能的舞台，有利于发现人才、用好人才。这种试验也是一种试错纠错的过程，有利于少走弯路，降低制度和政策创新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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