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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聿文：日本无法再断中国现代化进程

http://www.CRNTT.com   2013-02-09 08:14:21

马文没有直接说出的一个含义是，如果日本不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依照“黄金十年”的发展趋势，中国会进入一个所谓市场经济繁荣和民主、自由、宪政的历史时期，就如当今的发达国家一样，也就不会有抗战胜利后的国共之争及其后的历史了，中国的现代化也就实现了。且不说历史不能假设，即使一定要假设，历史后来之所以没走这条路，原因既不在共产党，甚至也不能怪日本，而完全是当时主政的国民党没有把握历史大势，做出了错误判断，从而失去历史给予的机会。因为在抗战胜利后，从当时的国共力量对比和内外形势看，历史无疑是要选择国民党的，为此，共产党也打出了民主和自由牌，以争取人心。假如当时国民党顺应历史发展趋势和全国人民期望，国共和解，中国确有可能开创宪政民主之途，可惜蒋介石政权的专政本色（顺便说一句，目前很多文章和论著美化蒋介石，我认为是不恰当的，真实的蒋介石固然不像我们的教科书描写的那么坏，但也不像这些文章说的那样好，看看外国人写的蒋介石传记就明白这点），不肯还政于民，致使人民倒向共产党一边，从而使得中国现代化，走了许多弯路。   　　判断日本是否会第三次打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还需要我们对日本的前两次侵华行为尤其是第二次侵华战争有一客观评估。正如上文所说，日本两次打断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这点毋庸置疑。但对“打断”应该做这样的理解，即日本打断的是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与此同时，中国的现代化又以另一种形式开启。与马勇同为中国社会科院近代史的荣维木先生就认为，抗日战争的发生，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现代化的“后发外生型”性质，却使得新的“自发内生型”现代化进程在中国反日过程中悄然开启，并从政治、经济、国家主权等层面进行了论证。   　　荣维木认为，从政治层面看，抗战为中国民主制度的发展，在客观上提供了条件，尽管这种民主十分有限，但却是前所未有的。另外，抗战期间进步力量的发展和壮大，也是中国现代化因素积累的一个重要表现。从经济层面看，用现代化的视角来审视，战时体制下的现代金融体制的建立，工业结构的调整，资源的调查与统筹开发，工业发展的布局调整等，都表现出了现代化因素，尤其被称作是工业化传动的沿海工业的内迁，改变了中国西部工业落后的状况，对战后乃至今天都有着重要的积极影响。从国家主权层面看，中国在抗战后废除了与西方列强签署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获得了一个独立主权国家应有的尊严，而独立的主权，是任何现代化国家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条件。除这些外，中国在抗战时期积累起来的现代化因素，也表现在中国社会在战争期间发生的其他重大变迁如人民觉悟的提高，文化的传播，妇女的解放，中外交往的加强等诸多方面。所有这些汇集在一起，最后成为了开启中国新的现代化进程的动力。   　　作为一家之言，荣的看法当然可以争论，但也值得我们参考。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而言，现代化并非只有一条道路，晚清开启的中国现代化（近代化），是一为适应西方通商（前期）和殖民（后期）要求而被迫进行的现代化，从中国社会的内部结构来看，基本没有现代化的因子，即使有，也只处于非常弱小的萌芽状态。换言之，没有中西两种文明的对撞，指望中国社会内部孵化从现代化来，会是一个很长过程，或许我们现在还处于男人拖长辫子、女人裹小脚的时代。从这一角度看，中国的现代化（近代化）是一个被动的过程。这个过程在日本第二次全面侵华后有了改变。一方面，是原有的现代化进程随着日本侵略的全面深入而无法按既有路径走下去；另一方面，当西方列强把现代化因子带入中国后，随着接受现代知识和文明的人越来越多，中国社会内部的自主因素也在增强。这样，对中国的现代化而言，就提出了一个从被动向主动转换的要求，也即根据中国自身的国情，自主地探索现代化之路。这一起点是在抗战时期，目前还在进行和探索。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以看作中国力图在西方的现代化外，自主探索一条适合自身情况的现代化道路。也许这条现代化之路比被日本前两次打断的原初现代化道路要更艰难和曲折，也许最后都不能取得成功，但不应从理论上否定其价值。事实上，提出日本可能第三次打断中国现代化进程这一命题本身，就承认中国目前正走在现代化之路上，否则，无所谓第三次打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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