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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我在文革最大的功劳是扫厕所

http://www.CRNTT.com   2012-04-29 06:18:19

林斤澜说，其实沈从文是见过面的。文艺界搞统战，有时叫做撒大网的活动，也网罗到沈从文。沈从文大概是寂寞，过来了，脚步都不出声地走来，微笑着。见到老熟人也不笑得大点，不多说几句。见到陌生的年轻人，也不笑得小点，说两句什么。南方口音，细微，以为别人没必要认真听，或者以为别人是不会认真听的。 　　林斤澜说，沈从文爱坐在不前不后又靠边的位置。摸出小本和水笔，记下点什么。水笔直竖，是拿毛笔的手势。近视眼镜厚重，所以左手把小本托到胸前，才好写字。样子非常认真。像他这样的大作家，除非听政治家的重要报告，一般是不记的。 　　林斤澜纳闷：“沈先生为什么记？记下来做什么用？” 　　后来林斤澜知道，沈从文被迫在历史博物馆，多寂寞啊，多凄惨啊。自己说“天不亮即出门，在北新桥买个烤白薯暖手，坐电车到天安门时，门还不开，即坐下来看天空星月，开了门再进去。晚上回家，有时大雨，即披个破麻袋。”他走到文艺界里来，可能心里暖和。他的心中，还藏着写作一念，这是极好理解的事。他仍然关心文坛，1951年就说：“文坛太呆板了。”“巴金或张天翼、曹禺等高手都呆住了。”1959年写给他亲戚的一封信，说到：“一些作家写作差不多，永远在写，永远写不出丝毫精彩过人之处，真如四川人说的‘不知咋个搞法！’” 　　林斤澜在《沈先生的寂寞》一文中，写了亲见的一件事。那是1961年，有了个“小阳春”的政治气候，这个气候的出现，可能是反右太惨了，才给知识分子“怀柔”一下。在北京新侨饭店，开了一个五百来人的“文艺座谈会”，接连几天。林斤澜写道：“开幕式上竟说，全国的精华，差不多全在这里了吧。我那时年轻，环顾左右，也知道不都是精华。也知道确有精华，离这里远着呢。 　　有一天，周扬来参加文学组的小会。老前辈陈翔鹤徐徐说道：“沈从文想写小说，听说打算写一个革命家庭，是长篇，可不可以安排……”周扬“立即收起笑容，一沉，一绷，静默几秒钟——这几秒钟很长，仿佛有一个沉重的生锈的大针，走动一下先嗤嗤作响，再‘咚’的一声。沉吟道：我们给安排时间，创作假，几年？十年，够不够……” 　　不久，中国作协办公室给沙汀及作协四川分会发出一封公函，意思是沈从文6月25日左右动身去成都，初步打算住一个半月左右。但是，作协6月23日突然致电沙汀，告知领导又重新安排沈从文到青岛休息。 　　这部作品最终没有写出来。 　　三十年唯一一次最大的创作活动夭折了。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沈从文写革命题材的小说，本就滑稽，在那个年代真能写出一本长篇杰作来，那真是怪事了。 　　林斤澜说，从午门见面以后，他和沈从文的关系就非常密切。他还说，他和汪曾祺一直给沈从文拜年，几十年中接触非常频繁。一是喜爱沈从文的小说，二是和汪曾祺是至交，汪是沈的关门弟子，谁都知道。邓友梅《漫忆汪曾祺》中说：“我和曾祺、斤澜感情密切，好心的同志还提醒：‘交朋友要谨慎，不要受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影响！’”这话透出的信息，就是林斤澜把沈从文当老师，看成是艺术心灵的向导。把沈从文当老师，看成是艺术心灵的向导，这在当时是多么不合时宜啊。 　　林斤澜和汪曾祺见沈从文过于冷落、过于寂寞，有时就拉先生过来参加北京市文联的一些活动，沈总是默默地坐在一旁听着。有回是个小会，是下乡下厂的青年作家汇报汇报，大家讨论讨论。主持人在结束时让一让，礼节性地请沈从文发言，不想沈从文真的发言了。林斤澜在《微笑的失落》中说：“他说：我不会写小说了（微笑）。现在我不会写小说了（微笑）。从前我也不会写小说，只是写写回忆（微笑）。”“今天，我是来学习的，学习写小说（微笑），我不懂下乡几个月，下厂几个月，怎么就会写出小说来（微笑）。我不懂，怎么好搜集小说材料，搜集了来又怎么好写作小说，我不是谦虚，我真不懂……（微笑淡化了，忧愁上了眉头）” 　　“会上的青年交换了眼色。那意思是：瞧，老古董……” 　　“沈先生激动起来：从前我写点东西，只是把回忆里没有忘记掉的，忘记不了的，想忘记也没法忘记的，写了出来……（眉头起皱，厚重的眼镜片后边，眼睛圆睁，眼圈竟是微红）” 　　“我不会写小说了（微笑失落）。我不懂写小说了（微笑失落）。” 　　林斤澜说，实际上沈从文是反话，但他的身份又不能明明白白说反话，但，听者是能听出他对当时文坛情形的怀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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