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第4页 第5页 第6页 】

马立诚：新左派新在哪里

http://www.CRNTT.com   2010-09-18 08:22:28

一些新左派人士对诸如文明、理性、启蒙等 “现代性”概念进行批判与质疑。汪辉在 《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等文章中说，现代性观念（直线向前发展的时间意识——汪辉）来自中世纪的基督教，而且现代性概念是一个分裂的、自相矛盾的概念。比如现代性观念产生于基督教，但现代性所导致的世俗化又与基督教发生冲突。再有，现代性的政治、经济概念崇尚理性、自由、市场，这些都是从属于资本主义的概念范畴，但是现代主义美学却具有反资本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的特征。因此，现代性是一个 “自己反对自己的传统”。汪辉认为，现代性是具有基督教背景的西方地域性概念，但偏偏有人把它当作普适性概念套在中国头上。在这方面，韦伯运用理性化分析方法，通过宗教伦理分析中国社会现代性的问题，就产生了很多混乱和错误。在分析中国问题时使用西方的现代性、理性化的理论范式， “是一种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支配”， “无法诊断中国现代社会自身问题”。  　　然而，站在新左派对面的秦晓、周其仁等学者却认为： “现代性是指欧洲启蒙运动所倡导的自由、理性、个人权利等核心价值观，和以此为基础建立的市场经济、民主政体和民族国家等一整套制度，即现代文明秩序…… 现代性固然是一个由学者定义、阐释的概念，但就其内容来说，在最本质的层次上，它是人类共同的想法，来自非常自然的人性，或非常自然的人的社会性。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性”的普适性不是因为这个概念的抽象性，而是因为无论哪里的人都很容易认同这个概念。” （周其仁：《致秦晓、何迪函》）  　　另外，关于启蒙，新左派提出诘问是： “什么是启蒙？启蒙谁？谁有资格启蒙？”新左派指责 “五四”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一大通病，就是从西方话语中寻找精神资源 （比如启蒙），实际上是 “被殖民了”。  　　在汪辉看来，启蒙已经死了。他在 《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一文中说： “曾经是中国最具活力的思想资源的启蒙主义日益处于一种暧昧不明的状态，也逐渐丧失批判和诊断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能力……中国的启蒙主义面对的已经是一个资本主义化的社会：市场经济已经日益成为主要的经济形态，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把中国带入全球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之中……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造就了它自己的代言人，启蒙知识分子作为价值创造者的角色正面对深刻的挑战……正由于此，启蒙主义的抽象的主体性概念和人的自由解放的命题，在批判传统社会主义时曾经显示出巨大的历史能动性，但是在面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化过程本身的社会危机，却显得如此苍白无力。”  　　但是学者汪丁丁却驳斥汪辉说：启蒙万岁！汪丁丁的理由是：启蒙是一种对待传统的永恒的批判态度。在这一意义上，启蒙精神是长存的。源于启蒙运动的 “普遍主义”理性和“个人主义”自由，在当代中国困境中，仍然适用 （汪丁丁： 《启蒙死了，启蒙万岁！》）。  　　学者资中筠明确回答： “当前我们需要启蒙”。这位美国研究所前所长说，启蒙就是用理性之光照亮蒙昧的心智。在长期思想禁锢的制度下，每个人都需要而且可以自我启蒙。例如我自己就经历过长期的自我启蒙，在这过程中受到许多人的启发。不能讳言闻道有先后，先觉者有义务与他人分享自己之所悟。知识分子需要自己解放自己，争取人格独立，减少依附性，坚决抵制颂圣文化，对身外之物看得淡一些，摆脱企盼或仰望 “明君”的情结，努力面向公众，理直气壮地弘扬普世价值：人权、法治、自由、民主。这是自救与救国的需要，与 “西化”或外部压力无关。 （《资中筠：重建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担当》， 《经济观察报》2010年7月5日）  　　学者高全喜说，中国现在所处的时代，从政治逻辑上看，仍然处于早期现代的时间节点上，对应着西方十六、十七、十八世纪相关的问题。所以当然还需要启蒙。 （高全喜：在 “社会转型与现代性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 《读书》2009年7月号）  　　陈小鲁在2010年8月16日出版的 《财经》杂志发表文章说，思想启蒙很重要，应该多讲民主，讲自由，讲博爱，讲天赋人权，讲人道主义，讲权利，讲义务。

【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第4页 第5页 第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