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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重建批评之道 | |
http://www.CRNTT.com 2010-09-10 09:00:16 |
自“五四”时代到1936年在上海租界去世,鲁迅在20年间发表了大量杂文,展开他的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对中国社会的种种阴暗、不公、不义现象都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也与许多不同的知识分子群体和个人进行笔战,以其文学天才和洞察社会的眼睛,嬉笑怒骂,冷嘲热讽,开创了一种独有的文体,成为那个时代独树一帜、不可替代的一个批评样式,受到许多青年的追捧和模仿,乃至他身后,杂文在中国保持了长期的繁荣,产生了几代杂文家,邓拓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杂文,就是那个非常特殊的年代难能可贵的批评,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杂文往往采取隐晦曲折的手法,鲁迅就说过,“类似小草在石头下弯曲的生长”。 与文学出发的鲁迅不同,毕生从事新闻业的张季鸾,在生命的最后15年(1926~1941)通过民间报纸《大公报》发表的社评,对这块土地上发生的许许多多重大事情,对许多公众人物都做过批评,创造了百年言论史上的一个批评典范。包括最后视他为“国士”、对他极为尊重的蒋介石也曾是他的批评对象。虽然他自称那些在报纸上发表的文字,早晨还有人读,下午就可以包花生米了。但正是那些日复一日的批评文字为他赢得了广泛的读者,也赢得了各方的敬意。 鲁迅和张季鸾,奠定了批评中的杂文传统和时评传统。在整个言论史上,我们还可以概括出由其他人(比如梁启超、邵飘萍、邹韬奋、储安平等人)所代表的传统。他们的不同表达方式,都丰富了批评的传统,共同营造了20世纪前半叶千姿百态的批评空间。今天看来,时评传统无疑更为可贵(鲁迅的传统另有他不可替代的价值在),也是我们更为陌生一些的批评模式,包括胡适、傅斯年在内的许多知识分子,大致上都属于这个传统,他们成为《大公报》“星期论文”的撰稿人不是偶然的。他们珍视批评的权利,而不滥用这一权利。对于和他们不同的观点,他们不妥协,但是他们总是坚持以理性的方式,一而再地正面表达自己的看法。对自己栖身的土地,他们怀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眷恋,对权力却始终如一地保持警惕和批评,所谓“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但他们批评的出发点常常是建设性的,是为了改善、改进,而不是为了打倒什么,取代什么。胡适反覆告诫以真姓名说负责任的话,和张季鸾他们基于无私、无我而确立的《大公报》社评不署名的原则,表面看上去似乎不同,骨子里却是相通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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