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

郑永年：中共党员要“志愿者”化

http://www.CRNTT.com   2010-07-13 13:15:27

党员走向社会重新获得使命感 　　很多人入了党之后更是迷惑，失去方向和使命感。他们既没有什么参与政治的机会，但也不能站在社会的一边。在党内，他们感觉不到党是什么？对党的现状和问题（尤其是干部的腐败），很多普通党员是有认识的。但他们能够做什么呢？无能为力，失望，是他们的共同感觉。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党员尤其是党的干部，对中国的未来发展要比普通人更悲观。这是值得人们思考的。一旦这种感觉占据主导地位，一些党员（尤其是干部）就变得毫无公共责任感，追求私利成为了作为党员的最重要的目标，如果不是唯一的目标的话。在这样的情况下，只有把普通党员推向社会，才能使他们重新获得其使命感和责任感。 　　更为重要的是，“志愿者”化有助于改革干部培养制度。中国所有的党政干部都是在体制内培养的，或者说都是在公务员系统培养的。这样培养出来的都是公务员，而非政治人物。很显然，要治理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光靠公务员类型的人才是不够的。现在很多官员来自团的系统，但团本身是高度建制化的，和党本身没有什么区别。中国要培养政治型官员，就要从官僚系统之外再建立一个体系，就是社会体系。官僚系统与社会脱节、“政治家族化”(即民间所说官二代、官三代)等现象的产生和持续必然导致“政治衰败”。培养政治类型干部就要超越建制化，就是要社会培养党和政府官员。一方面，要把大量的普通党员送到非政府组织和社会群体中去，到那里去培养、锻炼能力；另一方面，也必须从非建制化的社会群体中吸收党员，尤其是干部党员。如果不能从建制之外录用党的干部，党必然会因为和社会脱节而衰败。 　　这要求执政党选拔人才、任命官员的制度也要改革。要改变现在光从（建制）官僚系统中产生官员的做法，把在很多非建制化的社会群体中有良好成绩的普通党员选拔上来。官僚系统培养的主要是公务员，非建制化的社会系统则培养政治类型官员。从社会中产生的干部，社会的评估是最重要的，其群众基础，会比党内提拔的干部要坚实。实际上，社会的评介是执政党合法性基础的重要来源。只有普通党员才能和社会建立有机的关联。通过这些关联，党员就能切身体会到社会脉搏、社会现状和社会的声音，其所获得的信息反馈到党内，作为执政党政策的依据；进而和社会的关联，也可促使普通党员在制约党的干部和政府官员的滥用权力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 　　党的干部滥用权力、腐败也是很多普通党员所不想看到的。但在现行的体制中，普通党员没有任何机制来制约党的干部官员。在建制内，因为党员是向其所在的党组织负责的，党员即使对党的干部不满，也没有任何办法。但如果普通党员作为党组织和社会的连接点，可以把社会压力带到党内，对党的干部造成压力。如果普通党员能够起到制约党的干部的作用，那么针对党政干部的社会暴力就会得到控制，甚至消失。 　　应当说，中国的大多数精英出现在党内。不过，他们中的大部分处于浪费状态，要不无所事事，要不无所作为。如果能够把这么庞大的党员队伍建设好，再建和重建执政党和社会的有机关联并非难事。不管怎样，对任何执政党来说，和社会脱节是最危险的。长期和社会脱节不仅会失去对社会的领导力，失去合法性基础，最终走向社会的对立面。如果哪一天执政党在选拔干部时能够用“社会认同”、“社会业绩”等概念，替代现有“党龄”、“行政级别”等概念时，那么这个党会变成一个和社会有有机联系、能够长期执政的党。 （作者为新加坡国大东亚所所长）

【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