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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在十字路口的国际货币秩序 | |
http://www.CRNTT.com 2009-11-10 10:17:47 |
《第一财经》登出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哈罗德•詹姆斯的文章称:矫正汇率乱象有两种办法,但它们相互之间是尖锐对立的。一种是召开国际会议,由专家提议汇率计算模型,再由政治家来谈判。这种安排唯一成功的例子就是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但即便是布雷顿森林会议所确定的固定汇率也被证明是脱离实际的,所以很快就出现了一轮修正货币平价(parity alterations)以及坚持汇率管制的潮流。 其他以汇率问题为中心的会议统统都失败了。美国总统尼克松曾赞誉1971年代的史密森协定(Smithsonian Agreement)是“世界历史上最具意义的货币协定”。但这个体系很快就分崩离析,各国的汇率安排也纷纷转向浮动汇率。 1987年的七国集团财长卢浮宫会议甚至没能达成任何一致结论。有些与会国赞成某种以目标区间为形式的半固定汇率,但说话很有分量的德国联邦银行却并不支持那种思路。 历史似乎意味着,有关汇率和储备问题新方案的会谈是不太可能成功的。 第二种办法也许是更好的选择,那就是各国就什么是货币政策的恰当基础这个问题达成共识。如果这种共识能够广泛达成并且保持其一致性,其结果就是产生一个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 历史上曾两度达成这种共识。第一次是在一个世纪前,当时信心的保证是黄金;后一次是在最近的全球化浪潮中,这回信心的基础是人类智慧解决政策难题的能力。通货膨胀的终结和所谓“大温和时期”(the great moderation)——人们以此来描述最近30年经济动荡几乎消失的现象——构成了某种基础,在此基础之上,世界的大部分都经历了自由化过程,信心、贸易与繁荣也得到增进。 上述第二个时期对货币制度的探索又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侧重点是货币总量目标法(monetary targeting)。第二阶段,越来越多的国家或公开或隐含地采纳了通货膨胀目标法(inflation targeting),而这一阶段在为稳定货币政策建立基础方面更成功一些。 然而,通货膨胀目标法却从未成为一种明确的理念,而且这次金融危机也使它丧失了信誉。早在2003年,时任一家美国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的伯南克就曾说,通货膨胀目标法“怪异、含糊,而且可能带点儿颠覆性”。如今这种感觉更强烈了。 在未发生相应总体通胀却形成了资产价格泡沫的情况下,中央银行应该作出多大程度的努力加以纠正和限制?关于这一点一直没有定论。资产价格上涨一般会增进购买力,因为许多资产持有者此时都愿意(且能够)更多地举债消费。近年来,许多欧洲专家试图论证货币政策也应把资产价格纳入考虑范围,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和经济学家却普遍抵制这一观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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