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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重新审读五四新文化运动

http://www.CRNTT.com   2009-04-18 07:32:41

在我看来,不仅“五四”(我不主张将其局限在1919年的学生运动,而希望兼及1915-1922年间在神州大地渐次展开的文学革命、思想革命与政治革命,那方才是“五四新文化”最为迷人之处),戊戌变法(1898年)、废除科举(1905年)、辛亥革命(1911年)、全面抗战(1937-1945年)、新中国建立(1949年)、反右运动(1957年)、十年文革(1966-1976年)等,都呈现某种“文化断裂”状态。今人之隆重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不也是意识到其对于此前历史/文化的“破坏”与“中断”? 　　讨论“文化断裂”,我加了个定语——“成功的”,言下之意,有不成功或曰失败的“文化断裂”。之所以在“成功”上加了引号,意思是:这“成功”并非不言而喻,极有可能饱含争议。至于“何谓”,指向公众认可的、一般意义上的“成功”；而“何为”则是我心目中的、理想状态的“文化断裂”。 　　【二】 　　与其争论五四是不是“文化断裂”,不如转而讨论“五四”这一“断裂”是否成功,该如何阐释其起因、动力、方向以及后续效应。探讨这个问题,必须明了以下三个前提: 　　第一,五四新文化内部的复杂性,远非教科书的简要叙述所能涵盖。 　　当年北大学生、日后成为著名学者的俞平伯,1979年撰《“五四”六十周年纪念忆往事十章》,其中有云:“同学少年多好事,一班刊物竞成三。”自注:“先是北大中国文学门班中同学主持期刊凡三,《新潮》为其之一”。除了以“文艺复兴”相号召的《新潮》,还有就是主张“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的《国故》,以及提倡“新旧学说并行、东西文化并重”的《国民》。 　　一班同学尚有如此分歧,想像五四新文化运动“铁板一块”,那是很不现实的。今日学界之所以对新文化内部之“多元并存”缺乏了解与认知,很大程度缘于长期以来的意识形态宣传以及历史学家的误导。 　　第二,经过几十年持续不断的“纪念”,今人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巨大声势的描述,颇有夸张之嫌。 　　所谓五四的“文化断裂”,应是对于一种发展趋势的动态描述,而不是已然形成的生存状态——不说具体人物,单是都市与乡村、沿海与内陆之间的绝大差异,也使得民国政治思想史上的“保守势力”,仍有很大的活动空间及影响力。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礼教吃人”的控诉、“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在1920年代的中国,只是对于知识青年有较大的感召力。也就是说,五四的精神遗产,很长时间里并没有深入广袤的乡村与小镇。这只不过是“死水微澜”(借用李劼人长篇小说名字),预示着古老中国的初步觉醒。如果嫌小说家言“夸饰”,学者论述“趋时”,不妨翻翻当年的旧报纸,很容易明白这一点。 　　第三,所有成功的变革,都不会是“温文尔雅”；即便你信誓旦旦追求“和平崛起”,也因打破原有的利益格局,而必然招致激烈的抵抗。 　　人们注意到新文化人的“偏执”与“不宽容”,其实对手也好不到哪里去。新旧之间,之所以无法平心静气地坐下来,条分缕析地讨论问题,有立场差异,有利益纠葛,有占位意识,还有论争的策略。刘师培自称“激烈派第一人”,坚信只有“达于顶点的议论”才能有效果(《论激烈的效果》)；鲁迅则有拆屋子的妙喻:“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无声的中国》) 　　某种意义上,晚清以降诸多改革者之所以采取“决裂”姿态,也是基于这一策略性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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