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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风度与现代人生

http://www.CRNTT.com   2009-04-14 10:36:13

从现有的关于《世说新语.文学》的资料来看，当时既有从容轻松，充满幽默的清谈，也有许多激烈而有趣的辩论。比如下面一则记载为人所熟悉： 　　孙安国往殷中军许共论，往反精苦,客主无间。左右进食，冷而复暖者数四。彼我奋掷麈尾，悉脱落，满餐饭中。宾主遂至莫忘食。殷乃语孙曰：“卿莫作强口马，我当穿卿鼻！”孙曰：“卿不见决牛鼻，人当穿卿颊！” 　　这则故事说的是孙绰与许询关于清谈论辩的事，两人都是清谈高手，故而反覆论辩也难分高低，直至忘了进食，侍者热了几次依旧没能进餐。最后干脆两人斗气上火，然而毕竟是名士，所以斗气的话也变成了隽言名句。我们从中可以感受到名士清谈之苦与较真。在清谈对话中，因为种种原因的激发，谈者机锋迭出，呈现出一些新的思想，类似于后世的禅宗机锋，这是书写时往往比不了的。《世说新语.文学》中有许多这样的记载。比如：“人有问殷中军：‘何以将得位而梦棺器，将得财而梦矢秽？’殷曰：‘官本是臭腐,所以将得而梦棺尸；财本是粪土，所以将得而梦秽污。’时人以为名通。”这里所说的名通，其实正是机锋创造的感悟，是正常思维下往往得不到的。对话中思想突发，感兴相接，已开禅宗妙悟之先河。 　　文学生活 　　当时的文学活动成为士人生命精神的升华。曹植的《洛神赋》、阮籍的《咏怀诗》、嵇康、郭璞的《游仙诗》、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就是他们追求自由的审美心理的抒托。魏晋南北朝文人认为，只有在审美与艺术活动中，人们才能达到精神的超越与心理的慰藉。王羲之与名士在兰亭修禊时写的诗作，其中充斥着借赏会山水慨叹人生，聊以自慰的内容，与西晋石崇发起的金谷诗会“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的主调如出一辙。 　　魏晋文学批评，着眼于人的生命体验，从人生活动的各个层面去解析文学的特点与功用。不仅在观点上有着根本的突破，而且在理论方法上开创了将人生活动与文学批评相结合的思路。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以及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注重从鲜活的现实人生中去汲取文艺批评，而不仅仅是从经学章句去演绎文艺批评，这也是六朝文艺批评不同于两汉官方文艺批评的一个重要特点。 　　当然，魏晋之后的南朝即宋齐梁陈，世族地位下降，南朝的开国君臣大都起于寒素，有些人本身就是无赖。这些人一旦骤富，贪欲更甚于地位稳固的世族中人。如梁将鱼弘为官时极尽骄奢淫逸之能事，居然公开宣称：“我为郡有四尽：‘水中鱼鳖尽，山中獐鹿尽，田中米谷尽，村里人庶尽。丈夫如轻尘栖弱草，白驹之过隙。人生但欢乐，富贵在何时？’”这个梁朝贪官，将六朝末期官僚醉生梦死、贪婪无耻的心态暴露无遗，与今天的巨贪相似，与魏晋风度无关。 　　最后我们再来谈几点启发。现代中国有点像魏晋转型时代，旧的精神价值观人们不信了，而新东西还没有为我们所接受。这并不值得过分忧虑，但最可忧虑的是对于精神追求的缺失，如果甘于自我堕落而没有魏晋风度的追求精神，那么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另外，现代中国处于全球化的环境之中，工业化与物质至上的价值观念，再加以官本位的体制，使人们蔑视精神的价值，陷于权势与金钱的压迫下而难以自拔。其实，魏晋风度的代表人物陶渊明尚且有这种精神，但今天却很少看到。 　　尽管处于无奈之中，但是我们在精神趣味与生活价值观念上，以及生活方式上，还是可以自我调节的，在向上向善之中，我们的人生得到充实，我们的心理得到舒缓。我们在自己的生活方式上得到提升。王国维说：“盖人心之动，无不束缚于一己之利害，独美之为物，使人忘一己之利害，而入高尚纯洁之域。”(《教育之宗旨》)梁启超在上个世纪的20年代指出：“爱美本能，是我们人人都有的。但感觉器官不常用或不会用，久而久之麻木了。一个人麻木，那人便成了没趣的人；一个民族麻木，那民族便成了没趣的民族。美术的功能，在把这种麻木状态恢复过来，令没趣变为有趣。”(《美术与生活》)这些话对于我们一代人生是多么富有启发意味呵，我们应当经常想想。 　　(文章来源: 中华读书报；本文根据作者袁济喜在人大聚茗轩的国学讲演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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