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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跃刚:中国革命与中国改革

http://www.CRNTT.com   2009-04-10 08:23:09  


 
  韩钢教授提出中国要完成工业化和现代化,资源有限,怎么办?其实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已经有一个潜在的逻辑非常可怕,我是为一个潜在的逻辑已经发生的后果而心跳不已,因为再往前走半步就跟纳粹差不多了。它的隐含的前提是,牺牲一部分人士是有正当性?不牺牲反而取得不了我们的社会福利目标? 

  我也一直在关注奥地利学派的学说,这几年我在读他们的著作。还有科尔奈。在分析和理解共产革命政权和集权制度,就思想资源和方法论而言,我觉得没有其他任何社会科学比自由主义经济学提供得更多。最近出版的米瑟斯的《社会主义》是在1920年代写的书,我建议大家看一下,简直就是先知。他的书是在1922年写的,那时候列宁还没去世。他讲得很简单,他说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里面有一个最大的麻烦,不能进行准确的经济核算。计划经济所提供的信息不能进行有效的经济核算,不能支持你有效地管理国家。正因为你不能有效地核算和管理,使得你的经济总量不能增加,以至于你的全部承诺都得破产。听了这个话是不是有点心惊肉跳的感觉?你号称很能干,你号称是王熙凤,但是在这大观园里头所有给你的信息是错误的,不能有效地按照你的目标来实现大观园的福利,只能让大观园非常迅速地崩溃。讲得非常清楚。科尔奈《短缺经济学》在80年代很大地启发了中国思想界的一部分人。“短缺”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阿喀琉斯之踵。90年代科尔奈的《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讲透了,有着与米瑟斯相同的结论。你是“短缺”,你的经济总量不能增加,你的承诺不能兑现,而且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道德崩溃,这是你的制度本身决定的,所以你的体系崩溃只是时间问题。《社会主义》这本书是在1922年写的,然后不断地再版。资本主义就一定美妙?那可不是,特别是早期。当然那个“羊吃人”还有另外一个说法。英国工业化土地制度的转移过程没有“羊吃人”概括的那么简单,相对于我们土地制度的转移根本不是一个量级的问题。“羊吃人”的地是公地收回,这个是承诺了私有化以后把土地抢回去归公——归官,有很大不同。即使如此,西方的人道主义者还是看到了“羊吃人”的不人道,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反省。

  中国是有个现代化问题。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承受过许多奇耻大辱,我的问题是,“现代化”是不是一个绝对的价值?“代价论”如果成立,那就有两个推论,所有的错误、罪孽一是合理的,二是不得不的,就让数千万战死、饿死的中国人成了孤魂野鬼?只有一种办法能让“代价论”合理化,让某些历史合理化,心安理得,万事大吉,就是把人抽象化概念化。这是我比较大而话之地来回应你的问题。 

  回应张老师的问题。刚才我提到中国的土改总体还是暴力土改,抓、打、捆、杀,还有扎根串联、诉苦一整套。我们如果恢复细节,你会发现这个过程里充满了自杀和虐杀。自杀是人受到了羞辱,羞辱以后不能存活不得不自杀。自杀现象我觉得是研究共产革命的非常重要的社会学人类学题目,从杀AB团到文革,否则无法解释如此大规模的,长时间的自杀和虐杀的现象存在,怎么来的?“羞辱”社会心理学的反应上是什么?虐杀,一位八十年代参加起草一号文件的老人告诉我,他的老家是山西,他参加过一次土改虐杀的经过。一个本分地主,斗争完,上去一刀捅死,衣服扒光,大卸八块,还把生殖器割掉。他说,土改杀地主是有指标的,斗争现场,不杀人不成。为什么?土地没有了,房屋、浮财分掉了,生产资料、生活资料都没有了,已经堕入贱民,为什么还要取命?后来发现,除了少数土豪劣绅,恶霸地主,绝大部分地主和富农身上承载有传统文化符号。我去看一个村子的家族史,后面有专题要讲这些人的事迹。他们往往是乡村伦理道德的典范。中国地主、富农的积累是很艰难的,大都是自耕农的原始积累,勤俭持家,精耕细作,一分钱分成两半花,一颗汗落地摔八瓣。赵紫阳的爷爷是地主,在家在村里抠可是出了名的,不准吃肉,不准吃菜,不准吃白面馍,一年四季大多数时间吃咸菜就杂面膜;他的父亲善于经营,更是勤俭持家。显然这种财富积累的方式是受到社会和家族尊敬、效仿的。革命要把这个文化符号给彻底颠覆。虽然强制性的保证土地归农民了,但是幷不能保证农民伦理上的心安理得。马克思主义要想在中国乡村社会生根,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天然冲突。这是一个标准的文化冲突——现代性问题。用消灭生命的方式来解决文化冲突问题很值得进行深入研究。起码现在与强制性地引进西方的一套学说有关系,马克思那是完完整整的西方学说。所以,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全盘西化的不是自由化知识分子的要求,是执政党的具体行动,从宪法到意识形态灌输,非常彻底。文化符号被附着在了乡绅——地主、富农身上,不取性命很麻烦,马克思主义呆不住,基层政权不牢固。从1947年土改到文革,从未停止过地主阶级或其他乡绅阶层的的肉体消灭。这就涉及到社会控制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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