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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问题严峻化 是危更是机

http://www.CRNTT.com   2009-02-17 09:28:42

大量农民工进城谋生，农村“留守儿童”日益增多 　　中评社北京2月17日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今天在新加坡联合早报刊登评论文章“农民工问题与中国发展道路的选择”。作者认为“如何对待农民工关乎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是朝开放社会发展还是倒退为一个封闭社会”；“如果能够把广大的农村人口纳入公共服务范畴，政府更可以获得巨大的政治支持力量”，因此“尽管农民工问题的出现和严峻化在眼前来说给政府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但从长远来看，这不是一个负担，而是一个巨大的契机”。文章内容如下：  　 　　很多年来，农民工问题给中国政府带来无穷的经济和社会甚至是政治上的压力。金融危机之后，这种压力变得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具体。这同时也说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政治紧迫性。 　　但从现在所出台或者所讨论的举措看，很多带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性质。就是说，这些政策是用来应付农民工问题，而并没有长远的目光从根本上来解决。 　　本栏上周提到，在农民工问题上，中国现在的趋向实质上是要把目前的二元社会转变成三元社会，即在现有城乡差异之上再附加一个非工非农的社会群体，就是农民工的制度化。 　　如何解决农民工问题？对付眼前的问题和危机当然有需要，但更重要的是要把这个问题放在中国社会发展的远景中来考量。如果像现在这样下去，中国社会势必变成三元社会。 　　这个三元社会要比过去的二元社会还要难以治理，从而为巨大的社会动乱埋下制度性因素。另外一个选择就是废除农民工制度，有计划地、渐进地通过城乡整合向一元化社会发展。 正义的社会必须是开放的社会 　　农民工是中国户籍制度的产物。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户口制度在中国的历史上并不存在。历史上，尽管中国是个农业社会，但人口具有高度的流动性。这里不仅仅是人口的区域流动性，更重要的是社会分层意义上的流动。 　　中国传统没有西方那样的阶级概念，更没有印度那样的身份等级概念，个人可以依靠自己的能力和努力往上流动。今天的户口制度是49年建国之后特定历史的产物，是政策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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