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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给学生的一封公开信

http://www.CRNTT.com   2009-01-22 10:16:25

一、任课教师的难处  　　《中华文明通论》的考试成绩偏低，导致任课教师备受责难的问题是个老问题。在我于去年奉副校长张桂琳教授之托出任课程组负责人之前，有关此课的责难就已存在。我深知此乃费力不讨好之差事，早在学校“通识教育课题组”倡导和论证此课之开设的研讨会上，我就直言不讳地提出过授课难度与管理难度，敬请有关领导予以考虑。至于此课在迎接教育部本科评估的欢呼声中匆匆登场，我奉命承担近代部分的讲授，还在去年接受负责此课之任，全为服从学校的安排而已，其他任课教师也大致如此，而且各位师长的本科生与研究生的教学任务都比较繁重。我自己则因精力不济，被迫停开为某些法大弟子所期盼而我自己也最乐意开设的两门选修课程——《近代中国人物与社会转型》与《民权政治与中国社会》。  　　对教师来说，《中华文明通论》的最大难度之一就是无法找到一个或两个能把此课独立承担下来的教授或教师。迄今为止，随着史学研究的深入与多学科的渗透，学界早已告别了周谷城（民国时期《中国通史》与《世界通史》的作者）的时代，而近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历次政治运动的频繁冲击在前，拜金主义的横行与工科管理模式的猖獗在后，明显阻遏了我国学术真大师的产生，只有利于假大师的问世。我自量浅陋，包括我个人在内，为数更多的都是一些“章节教授”，一些名为“专家”实乃窄家者。学术积淀相对雄厚的北京大学近年虽已组织文史学者编辑和出版了四卷本的《中华文明史》，但至今没有开出《中华文明史》或《中华文明通论》之类课程。清华大学史学学科的恢复已近二十年，学术实力渐趋精良，但连《中国通史》之类课程也不在谋求之列。基于通识教育的重要性，基于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在通识教育中的核心位置，一个以法科为主体的单科性校园中国政法大学在全国率先开设《中华文明通论》和《西方文明通论》，既可看出我校领导层的教育识力与创新精神非同一般，也不难想象课程开设的难度。  　　在我看来，《中华文明通论》贵在“通”和“论”，至于由谁来“通”，怎样去“论”，恐怕都成问题。既然要开课，就只能请多个教授来勉为其难。该课程所涉内容涵括上下五千年，纵横数万里，却只有区区54课时，而且这54课时还经常因为新生的军训、法定节假日等打折扣，压到45课时甚至42课时以下，要想把许多重要问题都讲清楚，难于蜀道矣。一门顶多54课时的课程，却由6至7位教授轮流讲授，难免使学生目不暇接，疲于应付，其教学效果亦将再打折扣。凡此种种，吾辈深以为忧，却又无能为力，空愁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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