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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伟峰：中评社的智库媒体概念与作用

http://www.CRNTT.com   2021-02-18 00:06:02

在香港问题上，中评社智库媒体长期扮演了“乌鸦嘴”的角色，也就是不断提出“一国两制”实践过程中发生的严峻问题，可是很多有权位的人、有利益的人是不愿意听的。如果中评社妥协，就会成为盲目吹捧、为不正当决策辩护和背书的、被权力俘获的智库及媒体。然而，事实告诉我们，要拒绝作为权力俘获的智库媒体，权力就会远你而去，你就必须耐得住寂寞。否则，终将被权力俘获。 　　2、“权力为知识俘获”：智库的话语独白和专家霸权。相对而言，专业的智库通常会优先生产或获取知识，并通过知识鸿沟形成话语优势，并进而形成以专家为核心的“话语独白”局面。从政策权力分配来看，过度话语优势重新建构了智库在公共决策中的权威，把智库及其专家的作用推到一个核心和主导的地位，形成“知识／权力”垄断体制，从而促使一种“专家霸权”的异化现象出现在政策活动中。现实中，专家霸权可以具体表现在政策问题建构、政策方案规划以及政策评估等诸多方面。总之，当智库凭藉知识优势垄断政策话语权，俘获公共决策的权力，导致对其他政策主体尤其是公众的排斥，则必然构成对公共决策的公共性、民主性的破坏。 　　在这个问题上，中评社智库媒体从来不在智库小圈子里面树立所谓的权威，传播平台也从来不为任何一个权威所垄断。中评社采用了开放的、多元的、讨论的方式集纳专家学者的思想智慧，没有一言堂现象。很多智库喜欢以某个影响力大的学者为旗帜，号令诸侯，这就容易产生“权力为知识俘获”的异象。中评社对此事敬而远之。 　　3、“知识为市场俘获”：智库违背其非营利属性，成为具有功利化倾向的经济工具。智库毕竟是由不同领域的专家个体组成，个体的私人需要使得智库成员本能上也具有“经济人”动机。在美国，出于自身利益需要，不少智库成员或明或暗地为富人、企业、财团提供政策游说服务，并从中捞取高额酬劳，而智库组织本身同样面临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的生存问题，容易跌入“金钱依附陷阱”。此外，近年来美国一些私人财团热衷资助智库，其动机并非出于公益心或慈善心，而是基于服务其私人财富的考量。在他们眼里，智库只是其经济实力转换为政治权力的工具。对此，有学者明确指出，美国不少智库已“成为重大经济利益的工具”，这也间接反映了智库的功利化倾向。 　　作为智库媒体，中评社在实践中深刻体会到，一般来说，智库都很难跨越资金与利益陷阱，媒体更是如此。尤其在港澳，做什么智库，没有钱是万万不可能的，不依附在资本的权杖下，智库无从运作。而传媒更甚，没有资本就没有影响力，几乎是定论。要突破资本的绑架，谈何容易！所以，要超脱利益集团的驾驭，以国家利益、香港整体利益为思考、为传播的原则，是何其难哉！  　　4、此外，在中评社智库媒体的实际运作当中，我们发现了近些年来发生在智库层面的异变，即是在自媒体几乎垄断话语权、甚至主流媒体也转型进入自媒体之后，反分层主义的潮流盛行。本来，在进入大数据时代之后，政府政策、公共议题与民众直接互动，甚至广泛接受舆论监督更是民主的表现，是社会的进步，是好事情，也是智库媒体乐于看见的变局。但是，智库异化的问题也因此格外突出，其中的反分层主义更是令人不安，直白地说，就是任何对某个领域从来没有涉及、更没有深入研究、不知所以然的所谓学者，可以利用社交媒体直接挑衅、质问、攻击这个领域的公认的权威专家，并且用自己所拥有的粉丝来实施舆论打击、施压有关人士及机构。我们注意到，反分层主义的极大危害，就是迫使理性主义退让，从而让反智主义成为社会舆论主导。在中美关系上、香港问题上、台湾问题上，反分层主义的言行尤为嚣张，一度形成了反噬国家大政方针的危险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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