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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的改革“闯关”

http://www.CRNTT.com   2015-10-23 07:30:44

目前的中国经济已走到了一个“关口”，“闯关”是不可避免的。 　　中评社北京10月23日电／进入2015年之后，中国经济仿佛进入了一个不确定因素更多的环境。经济增速下滑、股市大幅波动、人民币汇率贬值、进出口同比增速大幅滑坡，中国经济到底怎么了？我们应该如何理解目前的中国经济状况呢？ 　　财新网刊登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李伟文章称，为了更清晰描述中国经济现状，我们需要从数字上进行一番解读。现在我们来看截至2015年9月的数据： 　　显然，BCI在过去4年基本上都处于50以上，但波动很大，2014年的状况不佳，今年上半年曾有一次反弹，但最近又陷入了低谷。除了企业整体状况不佳外，其它一些指数的表现也耐人寻味。企业在成本端长期面临巨大压力，但在价格端却持续低迷，尤其是中间品价格前瞻指数。 　　这正好表现了中国经济目前一个非常大的结构性难题——产能过剩。劳动力价格等生产要素的上涨使得企业总成本不断上升，但在很多行业，例如钢铁业，政府干预等因素使市场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结果很多企业“僵而不死”，而新的产能还在层出不穷，这导致供给越来越大，超过了市场需求，企业无法将成本向消费者和生产下游转移，最终整个行业都承受着巨大压力。 　　有趣的是，在这样的状况下，企业并未停止扩张。 　　自2011年9月以来，投资指数和招工指数始终都在高位盘旋。之前已经讲过，产能过剩给企业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较为理性的选择应该是收缩，但为何实际状况是长期扩张呢？对此有两种解释，一是企业虽然面临很大压力，但技术进步速度很快，能够消化这些压力；二是企业面临的宏观环境虽然不佳，但企业家普遍认为政府会在经济下行时期采取经济刺激政策，就像2009年那样，在这种情况下，“扩张才是硬道理”，收缩经营可能意味着在下一轮增长中踏空，因此企业家在继续投资和招工。 　　实际上，这方面的例子在中国经济中屡见不鲜，例如万科与保利在过去几年经营策略上的不同，及其最后所导致的后果。 　　众所周知，房地产是中国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研究认为，房地产及相关行业的产值占GDP的20%左右。在房地产业中，万科公司是龙头老大，保利地产也是一家知名企业，但在数年之前保利与万科仍有不小的差距。例如在2006年，保利地产的销售面积、销售额和净利润仅有万科的38%、39%和30%。 　　2007年，针对民众认为房价太高的问题，中央政府对房地产业采取了一系列的紧缩政策。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中，开发商对未来的行业发展产生了分歧，并进而出现了不同的经营策略。万科作为房地产领域的龙头企业，当时对市场的发展持负面看法。 　　万科“过冬”，对拿地持谨慎态度，但保利则逆势操作，新购入大量土地。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形势急剧恶化，中国外需也受到猛烈冲击。政府全面逆转了之前打压房价的政策，从中央到地方展开了规模空前的刺激需求干预，结果房价很快止跌回升，并一路上扬。 　　很明显，万科“踏空”了，并为此缴纳了高昂的“学费”。2014年，保利地产的销售面积、销售额和净利润与万科相比，已为59%、64%和74%。虽然保利地产在近几年对万科的追赶不能简单的用拿地这一个因素去解释，但土地是房屋的基础，是商品房建造的主要成本，土地的多少和地价的高低决定了企业未来数年的发展空间及利润状况，因此万科和保利地产状况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很可能与之前的拿地行为存在相当大的关系。 　　对企业来说，逆势扩张是理性的，但假如企业都采取这种态度呢？从短期来说，这肯定是有利于GDP增长，但对政府来说，这也是一个沉重的包袱。因为企业的扩张是以政府的刺激政策为前提的，假如政府不刺激经济，或者刺激经济的力度不足时，企业之前的扩张可能会让企业陷入巨大的危险中，之后在羊群效应下，企业可能会慌不择路，大幅逆转之前的扩张政策。届时，中国经济可能会急速下滑，这是政府不愿看到的，也是很难接受的。因此，企业的扩张绑架了政府的政策，压缩了其选择的空间。最终，对政府来说，只有刺激规模的大小，而无刺激与否的问题，直到有一天无法再继续这样的做法。 　　债务难题 　　文章提出，产能过剩是中国实体经济在资产端的一大结构性问题，与其遥相呼应的是负债端的一个大难题，即债务问题。 　　产能过剩行业中存在大量低效的企业，这一点可以从企业的投资回报率数据中看到。根据清华大学白重恩教授研究，2012年中国的税后投资回报率（调整价格之后），已经降低到2.7%的新低水平。1993该数值为15.67%，2000年到2008年，该数值还稳定在8%~10%的区间，但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该数值出现了大幅下降。 　　低效企业无法通过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利润来偿债，在竞争较为充分的市场经济中，这样的企业本来会被兼并、收购，甚至破产，裁员也会比较常见。但出于种种原因，这些企业得以继续存在，例如地方政府往往会出于就业的考虑而帮助低效企业继续运转。这些企业的生存必须仰赖于外部资金的输入，于是债务增长就必不可免了。 　　关于中国债务方面的研究成果很多，这里试举几例。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数据，自2000年来，中国的债务总额出现了快速上升。根据该机构的计算，2000年中国的债务总额为2.1万亿美元，而2007年和2014年第2季度，该数值已分别为7.4和28.2。 　　从债务总额占GDP的比例来看，中国也出现了迅速上升，2000年、2007年和2014年第2季度，该比值分别为121%、158%和282%。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在同口径、同时间点（2014年第2季度）的条件下，中国债务总额占GDP的比例（282%）低于韩国的286%，但高于加拿大（247%）、德国（258%）、美国（269%）、澳大利亚（274%）。 　　债务的快速积累是任何一个经济体都需要警惕的问题。历史上，在几乎所有的金融危机中都可以看到债务危机的影子。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专门就债务问题提醒了中国政府。2014年7月，IMF公布了一份报告，在这份报告中，IMF的研究人员考察了43个国家50年来的情况，发现只有四个国家的信贷增长曾像中国近五年所经历的一样快，而这四个国家在出现超高速信贷增长三年内都爆发了银行业危机。 　　这四个国家是：巴西（1994年发生银行业危机）、爱尔兰（2008年发生银行业危机）、西班牙（2008年发生银行业危机）、瑞典（2008年发生银行业危机）。在这四个国家，五年里债务总额占GDP的比例都增长了75至100个百分点不等。IMF估计，在过去五年中，中国国内债务占GDP的比例增长了73个百分点。 　　因此，IMF敦促中国开始更加认真地对待信贷问题，特别是要减少地方政府债务的增长。IMF表示，如果去杠杆化会令未来一两年的经济增长受损，那也只能如此。现在经济增长小幅放缓总比今后大幅放缓要好。 　　除了债务总额的问题，债务结构所带来的风险也不可忽视。一般来说，债务结构风险主要是两类，一类是期限错配，另一类是货币错配。期限错配指的是在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上，资产是长期的，而负债是短期的，这也叫做短融长投；货币错配指的是在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上，资产是本币，负债是外币。在中国，这两种风险都存在，而且还在日益扩大。 　　先说期限错配，短融长投意味着企业需要不断的滚动资金链才能维持正常经营，一旦金融机构收紧放贷，企业的资金链将面临巨大的压力，这种压力甚至会导致企业破产。 　　这方面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今年中央政府推行的地方债置换，以往地方政府的债务多表现为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这是一种公司债务，往往期限较短，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还有利率高等其他问题），财政部安排将这些债务置换为期限更长的地方政府债，今年置换的总量为3.2万亿人民币。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看出，财政部已经充分意识到了地方政府债务短融长投的风险，因此在危机爆发前就开始采取措施解决问题。但反过来说，短融长投的问题不局限于地方债领域，在中国企业负债中也广泛存在。 　　再说货币错配，货币错配会导致企业面临汇率风险，一旦本币出现较大幅度的贬值，企业的债务形势可能迅速恶化，对企业的生存造成巨大威胁。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中国企业目前（2015年8月中旬）未偿还的美元债务（包括债券和贷款）总额为3677亿美元。在截至2014年的五年时间里，中国企业新发行的美元债券增长了四倍，达到1350亿美元。目前中国房地产公司资产负债表上的美元债券规模总计625亿美元，而在2011年之前这些公司基本上未发行过离岸债券。 　　综上所述，债务在未来必须是中国经济重点关注的问题，假如不能遏制债务的规模和结构的进一步恶化，那么中国经济将面临很大的风险，这种风险之大也许会超过我们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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