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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对中国金融体系的新挑战

http://www.CRNTT.com   2015-08-31 06:17:23

在这个转折时期里，实体经济将伴随着经营环境的重大改变而产生一些重要变化，这些变化将对中国金融体系产生长久而深刻的影响。 　　中评社北京8月31日电／当前，中国经济社会正处于改革开放以来最重要的历史转折期。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未来5年将是中国经济转型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也是中国各项改革包括金融改革的关键时期。 　　新常态下实体经济的新变化及其对金融体系的新要求 　　经济参考报发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张承惠文章分析，在这个转折时期里，实体经济将伴随着经营环境的重大改变而产生一些重要变化，这些变化将对中国金融体系产生长久而深刻的影响。 　　1、中国企业发展环境的改变 　　企业发展环境的重大改变首先表现在产品海外市场的相对缩小。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欧美发达国家及新兴国家受到重创，经济持续低迷不振。加上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美、德、法、英国等主要国家大力推进再工业化，导致中国的出口增速大幅度收缩。按美元计，1995-2001年间，中国年均出口增速为10.2%，2001-2008年间平均出口增速27.2%，2008-2014年均8.6%，2014年出口增速仅为6.1%。不仅中国产品出口受阻，随着近年来东南亚国家人力成本优势的逐步显现，这些国家的纺织品、服装、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开始返销中国，挤占了中国企业的国内市场。 　　其次，土地、原材料、能源、劳动力和环境价格的上涨导致企业经营成本大幅度上升。特别是工资水平在过去10余年持续快速增长，加大了几乎所有行业的成本压力。2000年-2011年期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主营业务和利润总额年均分别增长23.6%和26.1%，财务费用和亏损企业亏损额年均分别增长14.6%和13.3%，呈现出财务费用和亏损速度远低于业务和利润增速的态势。但是2011年起情况开始逆转。2014年11月的数据显示，规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利润比上年分别仅增长6.9%和5%，财务成本和亏损额同比却增长了11%和14%。若以2010年11月为基期，则分别增长了58.1%、44.8%、91.1%和151.2%。 　　第三，人口结构的变化带来消费理念和消费习惯的改变。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加剧，带来对消费品和服务的新需求；另一方面，90后等新生代具有个性强、自我认知度高、购买行为网络化、注重体验、追求时尚、消费行为和习惯更为多元化和分散化 等特点，也给企业传统的生产销售方式带来了新挑战。 　　第四，随着利率、汇率市场化的推进和金融进一步对外开放，实体经济面临的利率风险和汇率风险明显加大。资金管理不当，很可能给企业带来巨大的损失。对于一些“走出去”寻找新市场、新技术和新的发展空间的企业来说，这类风险往往更加致命。 　　2、实体经济转型的新趋势 　　为应对企业经营环境的变化，未来中国实体经济发展趋势将呈现以下几个特征。 　　首先，企业将从过去主要依靠规模经济效益的发展模式转向更多发掘范围经济效益的发展模式。也就是说，企业将跳出依靠生产规模扩张摊薄成本和做大同类产品市场的传统方式，转向从更广阔的市场获取商机，为更多的客户群体服务。而企业的竞争手段也将从标准化、大批量生产、低成本，转变为差异化、个性化和优质服务。 　　其次，从大规模的吸收外资转向大规模“走出去”。这是又一个实质性的转变。商务部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2014年中国全行业对外投资1160亿美元。若加上第三地融资再投资，全年对外投资达到1400亿美元，比同期利用外资总额高出约200亿美元。随着中国经济体量、质量和融入全球经济程度的进一步提升，从大规模商品输出转向大规模资本输出，不仅是经济结构优化、增长动力多元化必然结果，也将成为深化国际交往的主要方式。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为将外资“引进来”，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改善国内投资环境，如何通过税收、土地、信贷等方面的政策激励吸引外企。但从资本净输入国转为净输出国以后，我们面临的问题就变为如何更好地适应海外大市场，以及如何提升企业的全球竞争力。 　　第三，由投资拉动转向更多依靠创新拉动经济。多年过多依靠投资增长拉动经济的结果，是高消耗、高污染和产能大量过剩。尽管未来一段时期内投资仍将是中国经济的重要拉动力量，但技术创新将成为更有活力和发展潜力的增长动力。依靠科技推动产品向特色化和高端化发展，加快包括企业文化、人才培养、创新平台、研发投入、技术储备在内的技术创新链建设，将成为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重点。 　　第四，由过去主要依靠增量拉动经济（如投资形成新的生产能力、新增信贷、新增劳动力），转向更多地依靠存量调整来拉动经济。这种存量调整包括企业乃至金融机构的并购重组、资产负债结构的调整、劳动力结构的调整和素质的提升等等。 　　3、对金融体系的新要求 　　上述重大转折对金融行业提出了更加紧迫的转型要求。 　　首先，经济转型需要金融机构的服务重心下沉。在工业化的早期阶段，经济发展是以靠高投资、重化工业主导为特征的。金融机构更多关注的是工业、建筑业、大企业、大项目。而工业化的后期阶段，市场需求进入个性化、多样化时代。规模不再是胜负的核心要素，在某些情况下反而可能成为竞争的包袱，中小企业、服务业的大发展才是时代的需要。这就要求金融更多去支持中小微企业、小项目和非制造业。 　　其次，企业经营模式变化需要金融机构调整业务重点。几十年来，中国金融体系的业务重点是为传统制造业提供尽可能多的融资（主要是间接融资），而未来要更多地为创新创业提供股权融资服务，为企业“走出去”提供包括信贷、避险、资产管理等在内的全方位、全过程金融服务，为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提供跨市场的综合性金融服务。 　　第三，为适应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换，金融业的发展模式要尽快从追求规模扩张转向追求效率提升。为此，需要金融机构从同质竞争走向差异化竞争、从“坐商”（坐等客户上门）转为“行商”（主动挖掘客户潜力，积极创造新的服务需求）、从单一服务功能转向综合服务功能。 　　第四，金融市场要为实体经济提供尽可能多的产品，为交易双方创造更多的资产管理、避险、投融资工具，帮助企业更好地应对市场环境的变化和经营风险。配合应对老龄化社会的社保制度建设，为中小企业和个人提供更加灵活多样的金融商品。 　　综合来看，实体经济转型对中国金融服务数量和质量、对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对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能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中国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转型的适应性分析 　　文章指出，新常态下实体经济转型对金融服务的各种新要求，其核心是提高中国金融服务的效率和金融体系管理风险的能力。 　　金融效率从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衡量方式，至少可以从三个维度来加以衡量。一是宏观金融效率，例如M2比GDP，正规金融系统动员储蓄的能力；二是金融机构效率，也可以称之为微观金融效率。以金融机构ROA、ROE，人均资产、人均利润等为代表；三是金融市场效率。包括金融市场规模、结构、交易成本等。以上述三个维度衡量，中国的金融效率呈现着“低、高、低”的状态。 　　首先，宏观金融效率偏低。证据有二：一是以单位GDP所需要的货币来衡量，中国是全球最高的。2014年，M2/GDP达到193%，比2000年提升了54个百分点，比20年前提升了近100个百分点。二是以正规金融体系动员社会储蓄的能力来衡量，宏观金融效率也是偏低的。近两年，中国影子银行的规模快速膨胀，各种类金融机构如P2P、小贷公司、融资租赁公司、担保公司、投资公司、股权和债权交易平台等出现爆发式增长。如果正规金融体系的效率足够高，灰色地带的金融活动不会增长如此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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