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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扬：西方意识形态的攻防转换大历史

http://www.CRNTT.com   2014-04-16 11:30:29

而当时的英国，从一开始就没有加入“神圣同盟”，其时，又正是那位不屑于欧洲协调机制、信奉“光荣孤立”、“一国保守主义”的乔治•坎宁担任外相。正是他，在这个关键时刻公开提出了“民族自治权”新原则，并于1823年春宣布承认希腊叛乱者，第二年开始向希腊起义军提供贷款。 　　虽然后来俄国也转而对土耳其宣战，最终与英法一起促成了希腊独立，但列强之间赤裸裸的现实主义利益博弈，也彻底埋葬了原本就建立在抽象原则之上的“神圣同盟”。英国的策略尤其意义深远：人民革命固然可怕，但英国的霸权地位和国家利益更为重要，如果能让其他大国的后院起火，达到削弱争霸对手的目的，支持人民革命又何妨？ 　　右翼联盟内部的国家，出于争霸的需要，不惜输出左翼的意识形态，支持“盟国”内部的民族主义势力，制造动乱和分裂，以达到削弱对手的目的。这是帝国主义者的一大发明。今天的希腊雅典，还有一个以坎宁的名字命名的广场。在希腊这方面，这是在纪念坎宁在本国革命历史中的贡献，而在梅特涅和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眼里，这是在纪念一种新的国际政治游戏的诞生。游戏的制胜秘诀就是：谁相信原则谁完蛋，敌人和朋友随时变。那句后来很流行的名言“没有永恒的敌人和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至少晚了一个世纪。 　　■ 更高级的游戏 　　右翼集团是世界的统治者，对他们来说，“神圣同盟”的瓦解意味着靠复辟和反动来维护世界秩序已经不可能了。俄国帮助法国实行了君主立宪制，本国却还维持着最黑暗的沙皇专制，终于激起了十二月党人革命。自此以后，将王室与祖国区分开的近代民族主义，终成席卷之势。 　　然而，具有强大的驾驭能力是所有成熟的统治集团的特征，很快，欧洲的右翼统治集团就学会了驾驭民族主义这匹烈马。他们精明地发现，民族主义既可以是左翼的，也可以是右翼的，一旦培育起右翼民族主义，这个主义就可以被当作促进国内政治安定、将民众收拢在对外征服的帝国主义大旗之下的合适工具。 　　19世纪中期的拿破仑三世和俾斯麦，都是新型的统治者，在他们的年代，到底是国王要打仗还是民众要打仗，已经不容易区分了。这些成功驾驭了民族主义的政治家，依靠右翼民族主义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崛起和扩张。后人评价俾斯麦：前期是建筑师（统一了德意志），后期是征服者（使德意志成为帝国）。整个19世纪，非洲、亚洲和大洋洲各殖民地的人民，都见证了列强的“人民帝国主义”侵略浪潮，欧洲城市街头流浪汉摇身一变成了非洲某河谷或南太平洋某岛国殖民地总督的闹剧，到处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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