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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报纸的苟活空间仍然存在

http://www.CRNTT.com   2013-12-30 14:18:50

《新闻晚报》的休刊，其背景是上海报业的相对发达。而在报业更为发达的广东，几大报业集团的竞争早已是白热化，这在很大程度上挤压了弱势媒体的生存空间。换言之，越是经济发达、报业市场化程度高的地方，竞争便越激烈，弱势媒体关张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但与此同时，在中国内陆的许多地区，报业的滑坡甚至成了一个伪命题。去年，曾有人向我夸赞内陆某省份两个地级市的报业，认为两地的党报非常强势，市场份额极高，员工福利待遇一流，远高于当地平均收入。我当场用手机看了两报的电子版，着实不堪入目，依然是传统党报套路，头版头条是市委书记讲话，二条是市长接见，二版同样“排排坐，分果果”，四套班子各位领导轮番上阵，至于稿件语言方面，亦无任何新闻点的提炼，基本照搬工作报告和讲话稿。这算什么报纸？不客气地说，在报业相对发达的地区，这样的报纸如果不依靠行政指令，几乎完全不可能生存。 　　为什么两份这样的所谓报纸能够占据极高的市场份额？按对方说法，奥妙在于他们“灵活的市场手段”：依托政府的强大行政力量，靠政府牵头，搞各种大型策划、活动与评选，吸引企业参与。比如当地的房展、车展、十佳企业评选、守信用企业评选之类，年年搞，甚至每个季度都搞，再就是市里各部门及县乡政府的政务专版，这两块儿占据了其广告总量的70%甚至更多。 　　我不得不说，这种“灵活的市场手段”，在十几年前的珠三角地区就已经失去了可操作性。所谓“日子难过”的报纸，其“难过”就在于一方面要承担各种行政指令，比如对领导政务的报道及所谓的正面报道，无法摆脱体制的桎梏，另一方面又要自负盈亏，早早被推向市场，尽管仍有党报的身份、行政指令下的征订，同时享受各种体制内潜规则的照顾（这是中国报纸无法回避的“利益”），但已无法直接扯政府大旗为己所用，搞这种摊派式的评选与活动。而且，因为地域经济的发达，官员与商人的视野相对开阔，政府部门和企业对报纸的重视程度也往往不及内陆地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封杀了报纸的经营空间，促使他们寻求更有效、更市场化、更能打动人心的经营之道。 　　像上面提到的这两份内陆小城报纸，依然抱着体制的大腿，吃香喝辣，只要完成领导的“规定动作”，把四套班子一一服侍好，然后就可以定期打出活动名头，安坐收取广告费，这种日子根本和“难过”二字无关。而且，近年来有些“后来居上”，在新媒体大潮下“逆流而上”的报纸（尤以内陆省份地市报为多），其攀升的内部因素都不足与外人道，比如曾得政府拨款、划地，甚至搞过房地产，赚得一笔原始积累之类。 　　也正是因为这样，我时常听闻某些内陆报业管理者对新媒体的蔑视。他们依然认为，报纸尽管在现阶段面临着某些困难，但都是暂时的，“报纸的采访资源、依托政府的强大公信力和影响力”，仍然是网媒不可比拟的巨大优势。 　　种思维的落后、自大与无知，其实都已经到了有常识者无须批驳的地步，但它也侧面说明了一点：只要有体制可依附，很多报纸的日子就并不难过，甚至很好过。 　　报纸作为一种新闻载体的逐渐式微，恰恰与报业的市场化程度成反比。也正因此，报纸的亏损、关停以及转型，都从高度市场化的美国开始。具体到国内，则从经济较发达、媒体市场化程度相对内陆为高的沿海地区开始。 　　对于中国报纸而言，体制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可以使之从中受益，另一方面亦对它有所束缚。具体到不同的报纸，区别仅仅在于是束缚多一点，还是受益多一点。受束缚多于受益的报纸，亦往往在努力的转型中（尽管这种转型依然受困于体制而显得蹒跚），受益多于受束缚的报纸，其老总则往往陶醉于话语权和影响力，继续做温水青蛙。但总体而言，中国报纸的苟活空间依然存在。（来源：腾讯大家2013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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