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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台湾家族百年历史变迁

http://www.CRNTT.com   2013-10-03 09:57:00

郑鸿生着：《青春之歌：追忆一九七〇年代台湾左翼青年的一段如火年华》   台湾的认同问题与世代差异 　　作者：郑鸿生(台湾学者） 　　“我在这里谈世代差异，指的不只是同一社会群体自发的时代变化。台湾还有着特殊的历史事件所带来的世代差异，就是1895年的乙未割台、1945年的回归祖国，还有1949年的两岸分裂等等。这些特殊历史事件所带来的不只是一般的世代变化，而且还是世代断裂。” 　　1 国民党退到台湾后的民族精神教育 　　1949年国民党撤退到台湾后开始全面在中小学校实施民族精神教育。然而我要到1963年秋天升上初中之后才真正开始上中国历史与地理课。原因是台湾那时从小学升上初中要通过联考，为了减轻学童负担，只考国语与算术两科。于是小学课程里的其他科目包括史地的时间，几乎全部被挪用来加强国语与算术。因此对台湾战后婴儿潮世代而言，这是完整的中华民族教育的真正开始。 　　中国历史从黄帝开始，接着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一路讲下来。中国地理则从有着三十五省的一张地图讲起。这张中国地图以其形似而被昵称为一叶秋海棠。这张地图被凝固在1949年，甚至更早的年代，然而却是我们学生用以认识中国地理的基础。 　　那时铁路是现代国家最重要的交通建设，詹天佑是耳熟能详的民族英雄。这是初受民族教育的台湾少年的共同记忆。 　　其实这类民族教育在年幼的时候就已陆续出现在小学的国语课本上，即使零零碎碎，效果还是蛮大的。我记得还是七八岁时，一个下着大雨的日子，水沟不通，尚未铺上柏油的巷子满是泥泞，我和邻居几个顽皮小孩在雨中玩起大禹治水的游戏。“大禹治水”是我们从学校的不知什么课上刚学到的故事。 　　国民政府的民族精神教育对台湾战后婴儿潮世代的影响是如此重大，我读高中的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期，还有同学组织了地下社团取名“丹心会”，宗旨是“志在恢复汉唐雄风”。丹心会取自文天祥《正气歌》，显示出民族教育的刻骨铭心。当然这样的教育方式也有其反作用，当年受过这种教育影响的我们这代人，后来有不少却走上了台湾民族主义之路。然而不管如何，对活在当年庸俗、自利、谨小慎微的庶民社会中的台湾青少年而言，民族精神教育的确是生命成长的第一个启蒙力量，是超越小我，追求大我的一个很给力的教育。这个力量是后来1971年保钓运动的一大动力。 　　然而这样的民族教育有个明显的缺漏，那时两岸是剑拔弩张，互相对立，我们学到的中国历史与地理是在海峡对岸那个触摸不到的“神州大陆”。两岸的隔绝与对立，在幼年时刻就铭刻于心。 2 战后美国思潮对台湾的影响 　　对于台湾战后新生代提供启蒙作用的，还有另一个重大思潮：在经历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严厉气氛之后，台湾从六十年代开始有个出版的荣景。不少大陆迁台的老出版社将他们在三十年代前后大陆时期的老书大批翻印，涵盖了大陆时期那二三十年间的各种思潮与论战。这种景况有如一场思想的盛宴，是我们父母辈所未曾经历过的，带给当时台湾的青少年另一类重要启蒙。 　　六十年代也是五四运动的文化与思想方面在台湾重新演练的时代。作为中国现代革命重要一环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仅经由翻印的出版物在台湾重新出现，还借着《文星》杂志的“中西文化论战”，让当年的中国现代化路线之争在台湾重演一遍，有若一场为战后新生代所办的中国近代史的补课。但是这些补课与重演却都有个重大的限制，就是当时的亲美反共思想框架。我们当时读不到左翼阵营参加这些论辩的图书文字，学到的只是五四丰富意义中的有限面向。不仅如此，我们对日据时期台湾左翼前辈的活动也毫无所知，甚至连林献堂等人较为温和的抗日活动也不见诸当时的出版文字。 　　六十年代又是冷战时期美国文化开始全面影响台湾的年代，欧美青年那时对既有体制的造反行动如反越战、民权、嬉皮、摇滚乐及新潮电影等，大量传入。台湾的文艺青年如饥似渴地接受了全球青年造反风潮的感染。欧美青年运动除了带来政治方面如反越战与民权运动的冲击之外，还有着文化方面的深远影响，经由音乐、书刊、影像的传布，美国青年的“反文化”运动，从花童、嬉皮、摇滚乐到嗑药等等思潮，也感染了那个年代的台湾知识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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