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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为什么要知道科斯？

http://www.CRNTT.com   2013-09-13 12:12:16

进一步观察中国古代社会，这种错乱的产权理念和法理逻辑更是无孔不入，比如“父母官”的概念，比如“感谢青天大老爷”的心态，这使得民众对于自己的私有财产基本没有保护能力，政府可以随意巧取豪夺，民众也只能逆来顺受。红顶商人胡雪岩曾富可敌国，获得慈禧太后亲授的红顶戴和黄马褂，然后，他仍然没有抵得过政治斗争，最终一贫如洗，惨然死去。在这样荒谬的产权逻辑和法律逻辑之下，中国人自然只能如陈寅恪诗中说的那样永远地“闭口无声做哑羊”。点击查看《王毅：法理逻辑倒置后的悲剧》 　　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王石这批中国企业家初次了解到科斯与制度经济学时，会颇感“收益”（王石在微博上说：80年代到深圳经济特区创业初期，读到张五常先生的《卖桔者说》，其中一篇《科斯灯塔》，知道了制度经济学派，收益）。改革开放以后，政府部分放弃了原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私人产权概念逐步在民众心目中形成，但这并不意味着“天下为公”的国有体制和一大二公的观念能够被轻易驱逐，在今天的中国，“父母官”的官员心态，“感谢国家”的民间心态依然盛行，真正的个人主义还远未在中国生根发芽，个人主义在道德上仍然面临着多重困境。 传统中国以道德代替法制 经济停滞落后于世界 　　基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理念，君王出于“王道”和“仁政”的考虑，会注重民众生活是否安稳，力图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以此达到“四海升平”的景象，因此需要使人民各安所业，不至于成为流民。 　　传统社会中，士农工商四民，农民位居第二，皇权国家十分看重对农民群体的维护，因此千方百计使农民耕种土地。依赖土地的观念在农民心中同样根深蒂固，安土重迁使农民只要有可能就不会离开土地。在此过程中，政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皇权政府的工作重心不是鼓励工商业扩大再生产，而是鼓励农民进行耕种，所以历代皇帝都会在春季进行仪式性耕种，同时对工商业持以打压的态度。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自序中说：“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这导致了中国的经济生活出现了西方汉学家所说的“内卷化”，生产永远无法扩展，经济发展水平永远处在较低的层次无法提高。 　　在鼓励落后经济的同时，皇帝出于王朝政治安全的需要会对官员进行考察，一项重要指标便是“劝课农桑”，这是衡量一个官员是否合格的基本要求，除此之外，需要从道德上对官员进行考核，这既包含官员自身的道德，也包含官员所管辖区域的整体道德水准，如：父慈子孝，寡妇守贞，老人得到赡养，乃至于是否严格执行土葬的规定，如果官员在这些方面做得较差，轻则影响升迁，重则乌纱帽不保，这便是黄仁宇所说的“以道德代替法制”的顽疾。 　　“以道德代替法制”带来两种显而易见的结果，其一是官员为完成政绩考核弄虚作假，其二是经济发展水平一直较低。以两宋时期严格施行的土葬制度为例，政府出于“仁政”的考量推行义冢制度，结果却出现了大量的弄虚作假现象：朝廷规定守园僧人“以所葬多为最，得度牒及紫衣”，守园僧人“遂有折骸以应数者”，以便冒领“恩例”。某些地方官员居然“责保正长以无病及已葬人充”。无病便葬，即是活埋。如此草菅人命，按照法令，仅“杖一百”。这种草菅人命的行为，正是发生在道德考核的背景之下。点击查看《宋代官员为完成政绩考核竟将无病者活埋》 　　如果用科斯的成本理论来分析这种现象，可以看出这种弄虚作假的行为所带来的巨大制度成本。另一方面，这种道德政绩考核并不是以扩大生产增益财富为目的的，它无法推动社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其结果是中国从“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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