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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可平:大力建设创新型政府 | |
http://www.CRNTT.com 2013-07-08 11:19:41 |
第四,从集权走向分权。不断地还政与民,让公民享有更多的政治权力,更多地参与社会公共生活的管理,是政府改革的正确方向。从集权走向分权,是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将国家权力还给社会的基本途径。从集权走向分权,至少有三个方面的意义:一是从政府向民间分流;二是从中央向地方分流;三是从政府向市场分流,即政府向企业放权。 第五,从统治走向治理。治理的实质,是政府与公民对政治生活的合作管理。政府管理活动中统治的成分日益减少,而治理的成分日益增多,这既是民主政治发展的要求,也是执政水平提高的反映。在公共管理活动中多一些治理的成分,少一些统治的成分,意味着公民与政府有更多的合作,意味着有更多的公民参与到国家的政治管理活动中来,从而也就意味着民主程度的提高。不仅如此,政府从更多的管理领域中撤出来,让社会组织或公民自己去管理,这也会减少许多行政管理的环节,实质性地降低政府管理的成本,从根本上提高政府管理的效益。因此,不断地从统治走向治理,努力促使政府从统治型向治理型转变,这是政府创新的根本方向。 我国政府创新面临的困境与出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创新取得了显着的成就,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的社会政治进步。但是,坦率地说,从“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的评选案例来看,我国的政府创新依然存在着重重阻力和障碍,特别是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政府创新的动力不足。我国的政府创新许多是“第一把手”工程,由政府主要领导推动,如果主要领导对创新不感兴趣,各个政府部门就难以进行重要的政府创新。还有许多是迫于现实的压力,缺乏主动的创新。 其二,创新主体的可持续性不足。如果从创新项目的要素来衡量,大多数获奖项目在不同程度上都得到了推广,但从项目主体的角度看,许多创新实践没有在当地继续存在,可持续程度很低。造成这种情况的重要原因,是我国的官员选拔体制。地方主要官员的任期普遍较短,由于创新多是“一把手”工程,主要官员离任往往会出现“人走政息”的后果。这是许多优秀的创新项目在原发地不复存在,却在全国各地得以推广的主要原因。 其三,许多优秀的创新实践没有及时上升为正式的制度和政策,从而得不到巩固和推广。我国的决策机制至今仍是以部门决策为主,从中央到地方均缺乏综合性的决策机构,某个部门或行业的创新难以引起决策层的关注。 其四,政府创新中还存在着明显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色彩,不少创新带有“政治秀”的意味。虽然某些创新行为取得了明显效益,但行政成本畸高。 其五,政府创新风险大。虽然政府创新更多带有工具理性,但毕竟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依然相当敏感。稍有疏忽,便可能犯“政治错误”,给主要领导带来风险。因此,不少政府官员对政府创新还有一种惧怕的感觉。 其六,对政府创新缺乏系统研究和长远规划,一些不合时宜的旧观念依然严重束缚着各级党政官员的改革创新。 针对这些问题,在建设创新型政府方面,我们应当着重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努力倡导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真正做到科学无禁区、研究无禁区、探索无禁区。无论是技术创新还是制度创新,其前提都是新的观念、新的思想和新的理论的产生。要突破旧观念、旧思想和旧理论的束缚,就必须真正做到解放思想,敢于思考、勇于思考。解放思想,是一个民族保持其理论思维的先进性和激发其精神活力的生生不息的源泉,只有解放思想,才可能冲破传统的束缚和教条的束缚,提出新的观点和见解。判断一种新的思想、观念、制度和政策,首先不应当问是“马”还是“非马”,“姓社”还是“姓资”,“属中”还是“属西”,而应当看它是不是有利于国家的富强民主,人民的自由幸福,社会的公平正义,看它是否有利于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强国。凡是束缚社会政治进步的体制机制都应当破除,凡是符合“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个统一的做法都应当大胆地去尝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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