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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辨析：汪精卫是曲线救国吗？

http://www.CRNTT.com   2013-01-12 11:22:28

汪精卫与东条英机 　　中评社北京1月12日讯／汪精卫是近代史上充满争议的人物；关于其投日另组汪伪政权，当其在世之时，就已有种种意见；在其死后，所谓“曲线救国论”，也一直很有市场… 　　汪精卫当年，究竟是不是在搞“曲线救国”？腾讯历史日前登载专题文章《汪精卫投日算不算“曲线救国”》： “和谈”动机或可理解，“投日”选择绝不明智 　　汪精卫早年“引刀成一快”，暮年却做了汉奸。究其内在动机，当事人及学术界多有抱以同情者，或曰汪氏投敌“有其高尚和爱国的一面”（美国史学家约翰.亨利.博伊尔），或曰“他绝不是一个甘心卖国的人”（金雄白）。此事究竟该如何评价？ 　　没必要过分苛责汪氏对抗战前景的悲观态度 　　汪精卫投日，与其对抗战前景的悲观有莫大的关系。1932年1月，日军在上海制造“一.二八”事件，汪氏就说过，政府必须“尽可能范围内，极力忍耐，极力让步，表示我们无意开衅”，因为“须知数十年来，中国军事经济，在物质上着着落后，固不待言；即组织上亦幼稚不完备。”这种悲观，贯穿了汪氏的余生。1937年7月29日晚，汪氏在南京发表题为《最后关头》的广播讲话。讲话的主旨，是动员民众起来抗战；但讲话的内容，却集中于“牺牲”二字，汪氏说：“牺牲两个字，是严酷的，我们自己牺牲，我们并且要全国同胞一齐牺牲，因为我们是弱国，我们是弱国之民。我们所谓的抵抗，无他内容，其内容只是牺牲，我们要使每一个人，每一块地，都成为灰烬，不使敌人有一些得到手里……”——不难看出，悲壮之中有浓厚的悲观情绪。基于这样一种认知，自该年8月起，汪氏连续致函蒋介石，主张对日和谈。据杨天石统计，截至12月南京沦陷，“在此前后，汪精卫劝说蒋介石与日本言和，共达十多次。” 　　但没有必要过分苛责汪氏的这种悲观。“抗战必然亡国”这种认知，在当时并非汪氏所独有，相反，是许多人的“共识”。政界中人如孔祥熙、何应钦等自不必论，学界中人，陈寅恪、胡适也有相似的认知。据《吴宓日记》1937年7月14日记载：“晚饭后，与陈寅恪散步。寅恪谓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此次事变，结果必为屈服。华北与中央皆无志抵抗。且抵抗必亡国，屈服乃上策。保全华南，悉心备战；将来或可逐渐恢复，至少中国尚可偏安苟存。一战则全局覆没，而中国永亡矣云云。”7月21日又记：“惟寅恪仍持前论，一力主和。谓战则亡国，和可偏安，徐图恢复。”而胡适在1937年上海“八.一三”事变爆发之前，也曾是坚定的“主和论”者。其余如青年党党魁左舜生、国社党党魁张君劢、《大公报》主持者张季鸾，在南京失陷前后，也都曾向蒋介石“进言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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