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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剑涛：现代国家建构的文化根基

http://www.CRNTT.com   2011-11-28 14:51:12

任剑涛 　　中评社北京11月28日讯／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主办的燕山大讲堂日前邀请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任剑涛作了题为“现代国家建构的文化根基”的演讲，内容如下： 　　要点一：【现代国家的三种文化类型】第一，由政教合一到政教分离，或者叫做西方国家文化的类型；第二，由教化主导到理性建构；第三，从抵抗政治到政教张力。 　　要点二：【“分权制衡”来自西方，我们就反对？】现代国家的建构，文化因素是次要的，政治自身因素是决定性的，因此一定要杜绝那些以谈论思想文化问题来偷换我们对现代国家建构当中政治问题的企图。不谈我们现在国家建构里为什么要分权制衡，只说这些是西方文化的东西，一下就把现实问题偷换成文化问题。 　　要点三：【中国传统文化积淀需要理性清理】我们在为建构现代国家聚集文化资源时，就不能够简单的将古代历史解释为皇权专制史，把现代史解释为抵抗政治史。古代史既不是一塌糊涂，也非美轮美奂，但它的文化积淀一旦通过理性清理，将对我们建构现代国家发挥重大的推动作用。 　　要点四：【现代国家建构的政治史比经济史更长】作为现代国家在1492年以征服的经济力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展开的现实建构和1215年英国大宪章开启的现代分权制衡的国家建构，这是两个过程，一个是经济力量现实推动，一个是政治理念的政治推动。因而现代国家建构的政治史比经济史更要源远流长。 　　要点五：【儒家学说不可能单独救中国】研究儒学的人试图拿出儒学救中国，但永远解释不了1840年的悖谬，既然传统儒家可以产生现代国家建构，为什么1840年没有拿出来？为建构现代国家聚集传统文化资源的儒家研究、道家研究、佛教研究都不应该被排斥。 　　要点六：【中国未来的前景是光明的】中国未来的前景是否光明在于：第一，中国人逐渐明确的个人政治理念会怎样。第二，政治博弈和权利交换会有什么结果。第三，中国现代发展的内外部环境会不会有一个重大变化。我们回顾绵延了两百年顽强的宪政奋斗历史，就可以看到这种理念对于我们政治生活影响的深度和广度，这是清除不了的，这是力量所在，也是前景和希望所在！ 　　任剑涛：今天聊的话题大家可能会有一些揣测，因为政府刚刚发布了一个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决议，所以有朋友问我会不会讲这个问题，我说今天不会讲。因为这个问题还上升不到以国家建构视角来审视文化根基的层面。刚刚主持人国盛已经介绍了我要讲的核心问题，实际上我是从这些问题扩展开去分析现代国家建构所遭遇到的双重难题。什么难题？我们要从传统国家建构现代国家，但所有国家在建构现代国家之前都有其历史文化积累，这一历史文化积累究竟是它建构现代国家的动力还是建构现代国家的阻力？尤其是从中国建构现代国家的170多年历史来看，我们都深深了解的传统儒道互补的文化对我们每一道现代国家建构的十字路口都变成了一个据众说纷纭、让我们不知所措的问题。同今天的儒家复苏一样，我们到底是该欢迎还是该拒绝？于是反传统和赞成传统的人争论得不可开交。这是我们关心的一个问题。 　　第二，我们在建构现代国家时，必须要为建构现代国家的当下政治转变聚集文化资源。那究竟是视为崭新的文化资源还是历史和现实相互冲撞、博弈的文化结果？这是一个问题。换句话说现代国家建构，我们要解决的文化问题有两个：一是历史积累的文化怎么处置？二是为现代国家建构要聚集的文化资源怎么去聚集？对于前者来说，历史文化太深厚是否是一件好事，这值得质疑；历史文化积累如果非常稀薄是否为一件坏事？这也需要反省。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我们为现代国家建构积累文化资源，这个资源的积累是刻意的积累因而要是一种严峻的排斥性的状态？还是我们要有一种开放立场围绕现代国家建构聚集所有都有效用的文化资源？换言之，这种文化资源的聚集是一种价值性的立场还是一种功用性立场？这也变成了一个关键性问题。功用性立场可以很现实主义，有用就像鲁迅说的“拿来”。就前者来说，由于我们的价值立场是排斥性的，比如中国只能在儒家的基础上建构，道家、法家不行，佛家更不行，何况是西方的基督教？我们会更排斥。这样使得我们在建构现代国家的资源一下子变得非常稀薄。于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在现代国家建构这么复杂的政治事务面前，我们如何将稀薄的文化资源变成雄厚的文化资源，而雄厚的文化资源不至于成为现代国家建构的阻力，而要成为现代建构的动力？这是我们今天晚上要关注的核心问题。 　　围绕这个核心问题，我想分析四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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