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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儒家教化体系是否可行？

http://www.CRNTT.com   2011-10-26 11:15:09

重塑中国信用体系已经迫在眉睫 　　中评社北京10月26日讯／“在当下中国鼓吹复兴儒学、重建儒家教化体系，至少在策略上是不明智的。我们确实需要加强道德教育，但不是推行尊儒读经，鼓吹君子盛德、‘君师一体’；而是要‘卑之无甚高论’，尽可能减少生硬说教，而用活泼生动、贴近人心的方式，将人类共通的那些常识性道德、基本道德，教给我们的孩子，植入他们的心底”。东方网今日登出青年学者陈心尘的评论文章“推行尊儒读经、鼓吹君子盛德是否可行？”，内容如下： 　　10月21日《东方早报》刊发的秋风先生《诚信建设需重建教化体系》一文（见后【延伸阅读】），声称“市场制度本身却不可能生成诚信，也不可能带来美德，甚至不可能予以提高”，指责今人反儒家“把治国之关键放在君子之养成上”的思路，“盲目地信奉制度决定论”，强调必须重建儒家式教化体系，通过诵读儒经并纳入考试，强化对“政治、商业、司法精英之人文化成”以提高其道德水平。对此笔者难以苟同。 　　秋风先生指责今人迷信制度决定论的理由是：“如果没有君子，连合理的制度都不可能存在，又何来优良秩序？”这个质问站不住脚。因为君子虽然确实有可能促进良好制度的形成，但他们同样可能是邪恶制度的渊薮，良好的道德并不必然保证带来良好的制度和后果。比如，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道德和智慧肯定是出类拔萃的，但是最高法院在历史上却长期是美国民权进步的坚固反动堡垒。 　　反之，自私自利的小人并不一定就制定不出好的制度。一个企业家，可能道德并不高尚，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却完全有可能制定出好的企业管理制度。一个国家同样，甚至更是如此。因为国家制度本质上是一种公共政策，公共政策的首要目的不是追求尽善尽美，而是有效平衡参与各方的利益。制定公共政策，关键不在于少数精英是否能够提出美轮美奂的政策方案，而在于政策的制定过程是否保证所有利益相关方的公平博弈。只有公平博弈形成的政策，才是最可行、也就是在政治上最好的政策——虽然并不是理论上最好的政策。 　　正是基于对这个道理的正确认识，康德才认为，即使是一个魔鬼的民族也能够建立起一个体制良好的国家，因为每个民族成员追求自身利益的动机就是保证他们致力于共同寻求一个好制度的最重要因素。秋风先生将君子的存在认定为良好制度产生的前提，实是一种典型的精英自负和狂妄。 　　诚然，文化、社会领域、宗教、教育是成就美德的主要领域，但是市场也绝非如秋风先生所言仅仅是“诚信、美德的消费场所”。较完善形式的市场，至少是勤奋、坚韧、诚信等美德的重要催生场域。不勤奋、不坚韧，如何抗御竞争风暴的冲击？ 　　在市场竞争中可能选择欺诈者与选择诚信者的比例，取决于市场制度本身的完善程度。市场制度越是完善，信息就越趋近于对称，欺诈的存活几率就越是降低，诚信的发育可能就越是巨大，选择诚信而非欺诈的人就会越多；反之亦然。因为非市场因素导致市场机制无法正常发挥作用，就说市场不具备催生诚信等美德的功能，是打错了板子，市场当然敬谢不受了。 　　秋风先生之所以鼓吹读经考经，是因为他相信儒学“架设了一个从百姓日用到治国平天下的阶梯”。这个“阶梯”，就是儒家那套由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身修而后家齐、国治、天下平的“内圣外王”之道。但这套“内圣外王”的逻辑，其实每个环节的过渡都存在致命漏洞和断裂，并不可行：致知是认知，诚意是内化和接受，正心和修身是践行。理性认知不一定会导致感性接受；即使感性接受了，也不等于就一定会付诸实践。知易行难，虽然不能说对道德是非观念的正确认识，与真诚接受并忠实践行所接受的道德观念之间没有关系，但是两者间的距离确实仍然非常遥远，把两者直接联系起来，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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