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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伟时:要说真话,说自己的话

http://www.CRNTT.com   2010-12-24 13:53:23  


 
  后来到布拉格,是共产党领导的国际学联招待我们,住在布拉格最好的饭店,捷克斯洛伐克的团中央招待我们吃住。有一次他们问想吃什么,我随口就讲,想吃鸡。没有!布拉格最好的饭店也没有鸡。第二天他们很高兴说可以请我们吃鸡,盘子端上来,那一口下去不知道为什么是咬不动的。他们带我们到街上看,供应也很困难。

  但到了英国呢,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已经恢复正常了,供应完全不同。那时候两个对比非常强烈,但还没有怀疑到整个制度问题。我们还是很坚定地为自己祖国辩护的。到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大学,刚好有两个美国学生来到那里,学生会就组织我们和他们辩论,唇枪舌剑,争论很激烈;一些旁听的英国学生说,东方脑袋就是行,当时觉得很得意。

  我研究生毕业回广州,一上火车就给了我一个很震动的消息:现在广州一个人一天只能买两毛钱的肉。两毛钱肉是什么概念呢?一块钱一斤肉,两毛钱就是2两肉,很少。上海和北京是全国保证的重点,无论怎么困难,那边的物质供应都很充足的。

  毕业回来教政治经济学,但“大跃进”后经济完全没办法研究了。上课只能按照《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的基本观点讲,讲自己的观点不行,而且经济资料是保密的、封锁的,完全看不到。我这个人又爱动脑筋,什么事情都要寻根问底,所以很不适应。我想,历史或许是个比较宽的天地。于是就开始读历史,回答自己的困惑。我研究的起点不是想教人,而是首先教自己,找出心中困惑的答案。这样我就转去研究中国历史,有空就往图书馆钻。“文革”后转到了哲学系,讲中国近现代哲学史。

  后来下乡,我们去的是个很富裕的地方叫高明,围田区,土地很多,人均土地面积广,吃饭不成问题。后来搞起了“大跃进”。“大跃进”的做法令人生疑,因为没有什么新的生产力引进来,全靠拼体力、加夜班,很不合情理。没有肥料,就动员人家将老的泥砖屋拆掉做肥,其实作用不大。而且指标越来越高,最初说增加20%到50%,后来说100%。

  有次县里开三级干部会议,因为我是下乡干部的组长,也去列席。开到最后,县领导说:现在排队。认为晚稻能亩产800斤的往那边走,认为不行的就留下。一个秋季要将产量提高一倍,这是有常识的人都认为办不到的,但这却是县委的号召与决定,作为共产党员,要不要听?很多人跟风,走过去了。我正在犹豫的时候,我所在的高明县大楠合作社的支部书记杜鹏飞瞪了我一眼,说:你认为行?我不吭声,脚跟也不动。这对我终身影响很大。在关键问题上,一定要坚持,对就是对,不对就不对,不能含糊。

觉醒

  幸好在那个时代还能够读书。可以说,鲁迅和胡适是我治学的导师和告别蒙昧的指路人。中学时候鲁迅是我的一个精神导师,1949年以前我几乎把鲁迅的书全读完了。胡适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读的,那时中山大学图书馆的藏书弄得很乱,图书馆馆员何永钟先生费了很大劲把《胡适文存》帮我找齐。我把胡适的全部著作都拿来看,感觉这个人很了不起。何先生又将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原版汇齐了一整套提供给我,我才知道梁启超是怎么回事。我读了以后,感觉他们讲得都对,与我中学时候读《观察》领会的东西很符合,就是教你维护公民的自由、维护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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