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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风险冲击考验中国预期管理能力

http://www.CRNTT.com   2016-07-08 07:48:36

政策建议：重建激励和适度分享 　　文章指出，要充分认识到，当下问题的核心在于如何重建激励相容和适度分享机制。 　　从分享角度看，实际上中国并非没有需求，任何有效需求都是需要购买力作为支持的。例如，现在迁徙儿童和留守儿童接近1亿，除非得到包括教育、医疗、健康在内的充分公共服务的支持，未来他们才会成为国家建设的中坚力量，现在减少1元钱的投入，未来用来纠正的成本可能要大10倍。实际上，5月份一些关于教育、医疗、治安等方面的社会热点事件，既是痛点和大众关切点，也明确地指出了未来改进的方向。这绝非是简单的国家福利政策堆积，众多研究有力地证明了人力资本的匮乏是形成贫困的重要原因，而这些方面的有效投资会极大地促进长期生产边界的扩大，这也正是以需求侧结构性刺激来配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具体政策体现。 　　鉴于目前众多托底政策呈现出的碎片化特征，笔者建议设立一只10万亿量级的补短板基金(或者叫公共服务均等化基金)，主要为未来数年可以落户城市的1亿农民工(及随迁子女)提供公共服务，投向教育、医疗、就业、文化等公共服务领域，兼顾公共住房、旧城改造等。这是当下中国最大的分享——通过对教育、公共服务的投资，带来新的生产力和新的需求。最后，依次扩张中央政府、政策性金融机构与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以及整个国家的对外资产负债表，最后这点可通过向全球发行人民币标价的中长期国债来实现，由此同步完成六大宏观部门内部的杠杆转移和再平衡。 　　在此基调上全力推进深度城市化，通过放松土地管控，加快土地改革，放松户籍管制，进行超级城市和重点城市群建设。通过长三角、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等区域建设实践建立起未来深度城市化的梯次范本，采用最新的基础设施和智慧城市软硬件系统，加大居住容积率，强化副都心(城市建筑规划学概念，是指现代特大城市为了疏散城市中心区的功能和巨大的人流物流压力，在城市边缘地区建设的另外的中心区)建设力度，吸收更多人口落户核心城市群。并从国家战略层面推动产业重新布局与区域协调发展，有效发挥政府在战略规划、政策引导和公共产品提供方面的重大作用，从而破解传统模式断裂带下增长动力的部分缺失。同时也要从供给端压制一二线城市房地产泡沫，明确未来房产税的本质是基于存量财富重估的具有累进性质的资本利得税，以调节财富分配失衡，并为未来城市运营管理新增可持续的财力来源。 　　从激励机制来看，应当全面更新激励机制，让科研人员、管理人员、企业家、政府官员、创业者、农民工、外资都要肯干才能成事。只有唤醒各要素主体的主观能动性，才能让财富源泉充分涌流。因此要明确政策，稳定预期，坚定市场信心，特别是民间资本的信心。 　　这就要求在混合所有制方面(广义)树立一些标杆，吸引民间投资进入。在新预算管理和债务约束的情况下，传统GDP“锦标赛”下的地方政府投资冲动将被抑制，鼓励和吸引社会资本以合资、独资、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基建投资，即所谓的PPP模式(公私合作伙伴关系)也成为必然选择。比如目前已经在开展的政府引导基金，由政府出资，吸引有关地方政府、金融、投资机构和社会资本，不以盈利为目的，以股权或债权等方式投资于创业风险投资机构或新设创业风险投资基金，来支持创业企业的发展。PPP模式不仅是用于解决地方政府融资困境，关键在于改进治理机制，强化民资信心，提升投资效率，激发经济自身动力。另一方面，要培育良好的全方位的创新生态环境，通过保护产权、创造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的环境，以此来鼓励企业家，包括民营企业家发挥创新精神，在平等开放、相互支持的环境下建立良性循环的新政商关系。 　　政府的功能应当主要体现在协调“放管服”、优化执行过程、进行质量控制和强化监督机制。上述这些激励机制的建立，完全可以结合中国式的杠杆乾坤大挪移，把现有局部企业、地方政府、传统行业的高杠杆转移到更具活力的居民部门、新兴产业和直接融资金融体系，来提升经济效率和优化资源配置。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要切忌行政体系内以文件落实文件、科学研究以模型推导模型、而金融市场以忽悠刺激忽悠。 　　针对外围风险冲击，中国可以左右逢源、分而治之，谋求在对外利益布局上掌握更多主动权。实际上英国“脱欧”从中长期来看，反而增强了中国对英国和欧盟双方各自的议价能力，有利于中英自由贸易协议和中德自由贸易协议的达成。因此，中国应当分别加快与英国和与德国自贸区协议的谈判，短期重点加强确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方面的磋商。如果全球市场继续动荡，则G20杭州首脑峰会的机会窗口会再度扩大。我们应当接续在中美战略会谈中涉及的汇率、产能、投资、人民币美国中心等方面的议题，顺势提议增加中欧、中英以及中美之间的货币互换额度，并最终形成包含人民币的全球储备货币互换网络，为全球提供足够的安全资产和流动性，为日后的“西湖体系”埋下适宜早期收获的种子。再如，通过“一带一路”和亚投行对接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议程来消化全球范围内的过剩产能和支持全球减少贫困的努力。要注意的是，目前的不少政策协调都是短期口头君子协议，应当集中火力在关键议题上，例如推动全球经济增长和稳定金融市场，不要浪费筹码在大而无当的问题上。 　　对于金融市场而言，可以启动适度流动性对冲，保护市场情绪，稳定蓝筹股估值；顺势适度贬值汇率，然后在一个较为有利的位置固守，并且通过逆周期的宏观审慎管理政策更为有力地控制资本流出，有效强化动荡环境下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在这个过程中有序进行监管再造，建立新一代全覆盖的金融管理体制机制。其实对于海外投资人而言，最重要的是让他们确信，中国经济和资产价值的相对优越性。正如在大海中一群人同鲨鱼在一起游泳，你不需要比鲨鱼游得快，只要确保比最慢的几个快就行。金钱不眠，利来利往，最终一个稳定的环境和增长趋势会得到追捧。 　　需要注意的是，对于虚拟经济来说，流动性博弈的结果往往与政策预期存在较大的偏差。这在当下信息高度分享和传播的环境下尤其明显，工业化时代传统的主流媒体、自上而下、权威主义的传导驱动模式正在被不断挑战，公共治理和经济政策制定、决策、传播、沟通、执行和反馈的最优路径有待重构。这需要更为有远见的系统性的基础规划，而不仅仅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地被动应对，否则一方面是打不完的补丁，另一方面则会适得其反，无法实现政策初心。这其中的核心是预期管理问题——宏观调控本质上是预期管理，保证政策的稳定性和加强前瞻性引导是管理层解决稳预期问题的必须之举。资本总是会沿着最小阻力和最大获利的方向流淌，其逐利的属性往往会使得“劣币驱逐良币”，尤其在犬牙交错的改革断裂地带，各种矛盾和风险会逐渐充分地暴露。金融监管的配套改革推进如未能跟上可能使风险得以放大。年初以来的螺纹钢等期货市场狂热、一二线城市地产价格快速上涨、壳资源的火热等，都存在着流动性与政策博弈的身影，这方面决策者必须防微杜渐，以免重蹈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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