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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聿文：中国的依法治国重在依法治党

http://www.CRNTT.com   2014-10-27 09:47:20

立法赋予外部监督权   　　其次，党的政策不能代替法律，也不能高于法律，党必须依法执政。从实际发生的效应看，党的政策常高于国家法律，领导人的批示又高于党的政策，这不是依法治国的表现。中共作为执政党，想要将本身的意志和党内政策在全社会实施，指导政府行动，就必须通过人大使之变成法律。没有这种形式的转换，它就不具有类似法律的效应，就不能作为实际执法的依据。之所以要有这个转换，是因为任何法律都有适用边界，法律的边界也就是权力的边界。这实际上就起到了规范和限制党权的作用。如果没有这个转换，将党内政策直接用于指导和规范社会，党权就将无所不在，很多人尤其是党的各级领导人，就会借党的名义或者凭籍直接掌握的党权，为所欲为。   　　第三，还需在法律上明确规定，社会与大众有批评和监督党和党的各级组织及其领导人的权利。党现在有自己的监督机构，但这远不够，需要把这个监督权力扩展到全社会，赋予社会特别是舆论，监督党和党的各级组织及其领导人是否遵守法律，有否僭越法律的行为。理论上，中共也不否定社会的这种监督权，然而当媒体和大众行使这种监督权时，又会遭到中共打压。因此，需要把监督权落实下来，写进法律，以法来支撑大众监督中共的信心。   立法须遵循公开透明原则   　　第四，对现行法律体系进行一番清理，今后立法须遵循公开透明原则，加强公民对立法的参与。由于立法过程的封闭性，特别是在法律起草阶段由相关部门来主导，中国的很多法律尤其是专门法，都充斥着部门利益，实为部门法；这导致法律本身就存在价值导向的不公。要克服这种现象就必须加强公民对立法的参与，立法过程要公开透明。第一步，是对现有法律进行清理，对那些明显为方便部门管理的法律做出修改。   　　第五，加快制定约束和规范公权力的法律。包括党权在内，中国对公权力的立法还很薄弱，至今对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党务和政务公开、反腐败方面的立法尚为空白。党和政府之间，政府各部门之间以及中央与地方之间，它们的关系须通过法律来确定，以明确各自的权力边界。现代政党和政府也都是透明的，其党务和政务应向党员和公众公开。另外，反腐的进一步推进需要制度治本，例如出台官员财产申报和公示制，这些都要立法，做出明确的法律规定。 　　第六，建立一个受法律约束的公共财政和预算体制。中共虽然不直接管钱，然而作为执政党，它的党务和国务行为都是由财政支撑的，所以对党权的限制，也包括限制其对财权的使用。财政改革实际可以作为政治改革和建立宪政体制的一个突破口；因为现代财政本身就是分权的产物，具有宪制的意义。   　　最后，党也不能干预司法审判，必须给予司法有限独立。司法的完全独立是限制党权和政府权力的利器，它能有力的在它们之间形成一种制衡，并让民众有一个权利申诉和救济渠道。但在当下中国，司法完全独立不具现实性，然而可部分独立，尽量减少各级党政机构对司法的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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