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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诚 |
中评社北京11月11日讯/南方都市报日前登载学者郭宇宽的文章《李嘉诚投资重心转移与中国的投资环境》表示,李嘉诚从中国转移资本到欧洲,在我理解并不是中国的经济没有前景了,而是中国需要完善一个可以和开放的金融资本市场相对接的法治环境。详论如下:
最近很多人在议论,李嘉诚正在非常明显地减少在内地的投资,并舍弃在香港的资产,逐步加大向欧洲投资的力度。尽管李超人自己是否认的,但是他实际所做的行为策略已经表现得非常清楚。减少在香港的投资,我觉得比较好理解。香港能够发展起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英国殖民带来的法治环境,和当时内地不开放,市场的红利转移到了香港。现在随着内地的持续开放,香港作为金融中心、市场交易中心的地位会越来越薄弱,可想而知香港的资产也确实会出现贬值。
而李嘉诚减少在内地的投资,很难用简单的经济规律来分析,有些人说李超人是去抄底欧洲,看空中国,大家似乎也把这个当作一个信号。但是,在1997年香港回归的时候,难道内地就没有风险吗?那时候的前途可以说更难预测,经济和政治上的风险都更大,但那个时候为什么李嘉诚坚定地投资于内地呢?如果李嘉诚经营的是品牌型消费类企业,比如他是全聚德的老板,把投资带到海外去,把店开遍全世界,这也好理解。但他旗下的长江实业,是一个资本密集型的投资产业,现在的投资也主要在公用事业领域,即使现在欧洲是经济低谷,但是以欧洲的公用事业建设水平跟中国公用事业发展的欠账相比,其实中国的公用事业建设在未来十年二十年都还有很大空间,为什么李嘉诚在这方面更加看好欧洲?毕竟欧洲的公用事业体系已经比较成熟,更不要说那里劳动力的成本,特别是工会势力之强大、工资之高。李嘉诚在香港已经被工人运动弄得焦头烂额,去欧洲怎么搞得定呢?我觉得一个了不起的投资家一定有他综合的权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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