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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徒还是英雄—— 斯诺登问题的宪法解读

http://www.CRNTT.com   2013-07-06 10:19:08

换言之，在安全面前，自由是要做出一定让步的。显而易见，只要建立了国家，只要我们不是一群生活在无政府状态下的乌合之众，任何人的自由都不可能是无限的。如果有人不适当地行使自由，损害了国家安全等公共利益，那么他就必须为自由的滥用付出代价。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面。另一方面，人类并不是一堆匍匐在政府庇护下的爬虫，可以为了安全而牺牲一切。至少，我们不应牺牲那些不损害安全的自由，也不应以一种懦夫心态对自由的可能后果进行无穷尽的推测，惟恐“树叶落下打破头”——假设对政府的任何揭露或批评都会损害政府形象，危及执政合法性，造成国将不国、社会动荡、天下大乱……在这种心态下，我们只配过可怜虫的生活。而吊诡的是，虽然每个人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没有自由的生活反而是极不安全的。美国政治家、发明家富兰克林曾说：“那些为安全而牺牲自由的人既不会得到自由，也不会得到安全。他们没有资格得到其中任何一个。” 　　在常态下，自由不是安全的敌人；恰好相反，安全离不开自由，尤其是言论自由，因为自由是自卫的前提。我们自己的无数历史教训验证了这一点。想当年“大跃进”的时候，假如农民能对自己的真实处境说上几句话，大饥荒也不会发展到那么惨烈的地步；假如彭大元帅可以替农民“鼓与呼”，而不被禁言并被打倒，他的话也许能给这个疯狂的民族及其领导人带来一点警醒；假如当时的媒体能够报道“信阳事件”等开始发生在全国各地的悲剧，中央看到后肯定会采取紧急措施，救饥民于水火；或农民哪怕有那么一点逃荒要饭的自由，也不会活活饿死在自己家里…… 　　那个疯狂的年代终于离我们远去了，不是因为我们幸运，而是因为我们至少有了说话的自由，以至很难想象如此大规模的人道灾难会静悄悄地发生。近年来，全国各地屡次发生环境抗议事件，市民们的“集体散步”逼退了好几个安全性能存疑的大型工程。这种做法或许会给当地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但是至少让当地居民生活更安全了。我们今天之所以更安全，正是因为我们比以往更自由。 　　当然，在涉及反恐等特殊情况下，自由与安全可能发生冲突，而理性权衡二者的复杂关系即为国家立法的任务。只有这样的法律才能被用来惩罚违法者，因为它们所保护的是真正的国家安全利益。美国政客大都指责斯诺登是“叛徒”，因为他显然违反了《反间谍法》，还盗窃政府机密文件，因而必须将其绳之以法，任何国家都不得窝藏罪犯。但这些说辞多为政治表态，不足以成为遣送或逮捕的法理依据。一般情况下，违法者固然是罪犯，不过这里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所违之法必须是正当的法、合宪的法，而不能是明清之际思想家黄宗羲所批判的“非法之法”——或用现代话语表达，侵犯人民基本权利的恶法。“非法之法”违背了更高的法律——国家宪法与自然理性——因而根本不成其为法，没有法律所应具备的强制效力，政府当然也就不能依据它们来惩罚人民，否则真正的违法者恰恰是执法者。 　　因此，斯诺登是英雄还是叛徒？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他所违背的法律本身是否符合更高的法——美国联邦宪法，尤其是其中保护言论自由的第一修正案，以及被最高法院解释为保护隐私的《权利法案》其他条款。如果符合，他就是国家叛徒，理应受到法律制裁；反之，如果政府所用之法是剥夺言论自由、侵犯个人隐私的恶法，就不能成为制裁的正当依据，而他也摇身一变成为捍卫宪法自由、揭露政府阴暗、促进社会知情权的大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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