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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现代技术催生民主法治

http://www.CRNTT.com   2013-01-30 11:16:41  


 
  我看到这样一些总体数据,就是目前全国范围内把铁路、公路、水运、航空的运输总量加在一起,2012年全国范围的货运量将会超过350亿吨,按照13亿人口来算,一年的人均货运量达到26吨的水平。当然,我们可以说这恰恰说明中国经济现在是非常的现代,方方面面跨地区的物流都大大增加了。可是,有了这些高强度、大规模的运输容量运输能力,如果同时行政权力不受制约,那么,不受制约的政府权力所可能对民间财富产生的威胁,或者说政府能够侵犯民间财富的能力和程度也是历史上任何时期所无法比的。所以,现代交通运输工具和网络带来的结果,也使权力掠夺民间财富的能力达到空前的高度。这些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也必须从制度、从宪政权力制衡上做出调整。

  这个话怎么说呢?稍微了解历史的都知道,晚清铁路出现之前,京杭大运河是中国最主要的帮助朝廷从各地运输粮食还有其他贵重东西到北京的手段。但运河到底能掠夺多少民间权益和财富呢?大运河全长1794公里,最早从春秋战国开始修建,在近2000多年历史上,为朝廷征收民间财富。运河最鼎盛时候,每年到北京的朝运船只数大概为2万只。这是什么概念?如果当时的船每艘可运5吨货物,那么全年总流量也就是10万吨这样的水平,跟现在几百亿吨完全是没有办法比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不能只看到现代技术给经济、运输、交易成本带来的方方面面积极影响,如果宪政制度不相应的跟上来,民主法治对权力的制约不跟上来,那么,老百姓利益受到的挑战和威胁是史无前例的。如果没有现代民主法治,不受制约的政府权力就会威胁太多的民间利益。

  第二个要重点强调的变化就是金融技术。中国的第一个现代银行即中国通商银行是1897年成立的。在那之前,比如在乾隆中期,全国大概有2万家钱庄、典当行,但是这2万家和其他金融机构,都没有构成跨地区的网络,都没受制于中央集权,所以,权力不能完全控制他们。这样一来,像我老家茶陵,当地的钱庄吸收过来的存款和金融资产全部都投放在本地,而不是像现在,全国的商业银行可以在全国各个地方吸收存款,但是投放决定权首先是控制在北京,其次在各地分行,等等。

  实际上到18世纪末期、19世纪上半期时,票号在全国范围内有一定的联网,据估算,光绪前期,票号的总号和分号数在全国范围之内大概有400家。我们不妨假设每一家票号总号和分号有10万两银子的资产——当时这是非常大的资产了,也就是在全国范围之内,连成网的票号体系最多控制4000万两银子这么多的金融资产。按照当时北京一般工匠一年大概赚20两银子算,那时候全国票号与金融体系控制的金融资源大概是一个什么规模呢?是相当于200万个城镇工人一年的收入。也就是说,那时候不管是光绪皇帝,还是其他皇帝,权力再怎么失控,顶多可以把200万人的年收入乱花、乱调配,其权力失控带来的公害也就这么多。

  这个数字跟今天全国金融体系所控制的资源,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概念。最近看到,全国主要商业银行总共控制了90多万亿的储蓄存款。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如果城镇居民2012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5万元作为一个基数,那么这90多万亿存款金融资源,相当于36亿城镇居民今年一年的可支配收入。当然,我们没有36亿城镇居民,也许只有6亿,这恰恰说明,现在的金融体系所控制的资源规模,在数量级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这个角度,我们看到全国金融机构的一体化,特别是这些银行的信贷也要受国务院、发改委统一的调配以后,权力稍微一失控,给社会带来的损失都会高得史无前例!

  作为制度设计的思考者,我们必须要考虑到,万一这些权力被滥用时要怎么办?在可以影响到的资产规模相当于36亿城镇居民或100多亿农民一年收入的时候,这个潜在的伤害和危害跟历史上任何时期相比也是不能同日而语的。所以,这里我们思考未来社会挑战的时候,不能只看到现代金融体系带来的好处,而是必须看到权力一旦失控、被滥用时,可能构成的伤害是什么样的数量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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