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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高经济增长阶段已经过去?

http://www.CRNTT.com   2012-12-04 09:26:10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郑永年
  中评社北京12月4日讯/中国过去的高增长是如何取得的?现在高增长难以为继的原因是什么?有希望可以继续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又是什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郑永年今天在联合早报撰文“中国的高经济增长阶段已经过去?”,对上述几方面问题进行了论述: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就要回答过去的高增长是如何取得的。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增长从低基数开始。基数低、规模小,决定了中国经济发展最初阶段实现高增长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具体来说,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层面,来理解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包括结构、制度和政策三个层面。

  在结构层面,主要因素包括人口红利、经济结构(例如从农业转向工业经济)、开放(投资和贸易)等。这些因素如何推动中国经济的高增长,经济学界和政策界已经有很多分析。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所有这些因素互相关联和强化。无论是经济结构的转型(例如农民工)还是开放(加工业),其核心都是人口红利。这些年来,大量农业人口进入城镇劳动力市场,尤其是制造业,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1985年,农村人口还占总人口的80%左右。2011年,农村人口已经低于城镇人口了。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经济的技术水平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应当指出的是,技术的提高来自于应用,而非创新。无论是国内的企业的技术,还是外资企业的技术,都依赖于现有技术的应用和扩散。

  在制度层面,主要是改革。改革本身也在几个层面上促进经济增长。首先是通过改革废除了诸多旧的、阻碍经济增长的制度。比如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了农业集体化。其次是通过改革促成了一些现存制度的变迁,使其不仅不会阻碍经济增长,反而促进经济的增长。比如保存了国有企业,但却改变了国有企业管理的激励机制。其三,通过改革创设了一些新的制度,来保障和促进经济的增长。比如说财政上的分税制。在这方面,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里,中国的体制改革涉及到几乎是所有的领域,包括宪法、法律、行政等基本国家制度,和税收、财政、金融、产权等领域的基本经济制度。正是所有这些制度上的变化,才促成了人们今天所看到的经济制度。

  在政策层面,促成高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就是学界和政策领域所谓的“凯恩斯主义”政策。这里又可以从几个层面来看,国家是如何通过干预经济来实现高经济增长的。首先是国家的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基础设施投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也就是说高增长是投资驱动的。其次是国家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对国民经济进行干预,调节经济增长的速度。再次,国家通过国有企业来保证高经济增长。如果说在前面两个层面,也是世界上其他政府经常使用的方法,但把国有企业作为工具来实现高经济增长,则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1990年代中期,通过对国有企业实行“抓大放小”的政策,即对大型国有企业组建企业集团,而对中小企业则实行中国式的私有化,即民营化。“抓大”和“放小”都推动了经济的高增长。而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国有企业不仅被用来应付金融危机,而且被用来保障维持高经济增长,即国家把大量资金投入国有企业部门,促成其经济活动的大扩张。

  所以,当今天人们说中国经济已经开始从高增长阶段,进入到中等增长的阶段,就意味着上述三个层面的要素所能带来的发展动力,都已经不足以继续支撑以往的增长速度。这要求对这三个层面逐一进行一些分析,然后寻找如何通过改革,再次激活这些层面的要素,或者如果这些要素不可能再被激活,就要寻找新的增长要素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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