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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景迁：中国近代史课本不该从屈辱开始

http://www.CRNTT.com   2011-12-11 10:30:03

从资料中寻找历史真实 　　时代周报：中国人都会惊讶你对史料的掌握，你是怎么找到这么多史料的？怎么判断这些史料的真实性呢？ 　　史景迁：就17世纪而言，我认为最有用的是《朱批谕旨》（又作《朱批谕旨》，雍正朝政务活动的记录）。在大陆和台湾都可以找得到。但无论是台湾还是大陆，都没有全部史料，因为在1948年，由于战败，民国政府将很多档案带走，去了台湾。后来人们试图将两岸史料整合起来，但台湾说“这是我们的中华遗产，这是我们的东西”，例如陈列在台北故宫的字画。你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很多书画保留在了故宫，还有很多去了台湾，此外尚有不少在美国，被来自中国的商人频繁地交易着。至于原始档案，我们有着极为丰富的收藏，尤其是在北京的故宫博物馆，此外还有抄本、影印本，使如今的阅读更加容易。至少在西方，学者们试图将所有的史料整理出来，但是这个数量太庞杂了。仅仅是清代，不包括明代，不包括民国就有650万字的资料—我指从早期的清代开始，一直到光绪年间。但是相反的结果是，即使借助现代的电脑技术，想要翻译如此之多的资料仍然是不可能的。 　　当我们说到“这个事情是真的”的时候，有些有趣的故事很可能会显得很离奇。在我的一本书里我提到了蒲松龄。蒲松龄不是历史学家，但是他有惊人的想像力。 　　时代周报：你判断史料真假的具体过程是怎样的？ 　　史景迁：我最近一本书写的是明朝的张岱（《前朝梦忆》）。我很喜欢张岱的《陶庵梦忆》，想使用部分该书的内容，但是难以决定应该取信哪一部分。然后我发现，张岱在书里提到过六个用天干地支表示的日期，虽然次数不多。当张岱有想法形成时，他就将之记载于纸上，并加上日期。于是我从别的材料，譬如《大清实录》（应为《清实录》，又名《大清历朝实录》），及其他人推荐的资料中去核对张岱提到的这六个日期，发现这六个日期和其他史料都吻合。这是一个飞跃，使得我能够倾向于相信，张岱书里的其他内容也是可信的。如果这六个日期是错误的，我只能说“这本书是胡扯，我不能用它”。但是这六个特定的日期和其他史料也是吻合的，这就让我有勇气用更为开放的心态来看待张岱，并使用（源于他的）更多不同的信息。 　　我会自由地选择不同的材料。当然我会倾向于选择比较有想像力的人、质疑社会的人的故事，例如张岱。他对于明清的朝代更迭深感悲伤并加以判断，他甚至替自己的子孙决定是否应该参加清朝科举考试。一开始他认为不应该参加科举以反对清朝。但是在清朝统治20年之后，张岱开始让他的孩子们去杭州考试，还中了举人。自那时起，他开始宣称人们需要变通，需要更加实际。在明朝刚刚灭亡的时候，人们或许深陷于悲痛之中，但是过了20年、50年、70年、80年……张岱和蒲松龄一样活了很长时间。这些前朝遗民们越来越老，他们需要自己养活自己，需要维持家族。在前朝灭亡的时候，他们通常失去了自己的土地，或许他们可以将地产买回来，但是张岱买不起，不得不租种自己原有的土地，过着很清贫的生活。但是他和他的孩子们生存下来了。类似的故事一定有很多很多，但是我没有读到。 　　此外，清代的法律文献也很重要。这些文献在美国被广泛使用。但是在大陆研究似乎很少提到这部分。这些文献提供了关于当时社会非常多的信息。它们都是关于那些在法律上遇到了麻烦的人，读完之后会觉得，看上去似乎清朝有如此之多的异议者，这些人其实可能都是好公民。但是当我有机会使用这些法律文书的时候，就真正能够依靠这些资料来构建我的整本书。这些关于法律的史料也使得我的研究的内在就与明、清或者是民国有了联系。 　　民国的资料比较麻烦，因为当时没能建立一个组织，国民党没有赢，军阀没有赢，共产党的胜利某种意义上是由于其他人的失败。这也是我《天安门—中国的知识分子与革命》（该书由康有为、鲁迅、丁玲三个人延伸出中国知识分子和社会的情况）一书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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