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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若诚的传奇与谜团

http://www.CRNTT.com   2010-12-18 09:51:04

我记得那个改变我们命运的傍晚，吴世良、我和“丛中笑”战斗队的两位演员一起吃饭，我们吃的是海螺。那天早些时候我们去放了风筝，大伙儿都情绪不错。因为在天安门看我们放风筝的人们看来都很自由自在。海螺的味道又很鲜美。我们都觉得“文化大革命”也接近尾声了。正在这个时候门铃响了。 　　我告诉朋友们：附近的孩子们拆下门铃按钮做免费的玩具，我在城里到处找配件，结果发现只要用个五分硬币往里一卡，门铃也照响不误。大家听了都乐。我以为来访者可能是另一位同事。就着海螺喝了几杯酒，我感觉很暖和，所以穿着衬衣就去应门。 　　开门时见到两位陌生人对我微笑。我同时注意到门外十几位邻居坐在小板凳上，其中有几位出身好的胳膊上戴着新的红袖章，全都板着脸。我没去多想。自从剧团里那些造反积极分子抄我们家后，邻居们都躲着我，不像以前那么友好了。抄家的理由是要除“四旧”，什么旧照片、旧书，各种杂七嘛八的东西都算。如果没有其他人在场，他们当中大部分人会像平时那样，可那天有那么一群人在一起，我不指望他们像平常那样。那两位陌生人问了我的姓名，然后很客气地请我一起去当地的派出所，说是有几件事要核实一下。我只穿件了衬衣，所以我说要去拿件外套。他们坚持说派出所拐个弯儿就到，我说话儿工夫就能回来，我就那么跟着他们走了，既没有告诉我妻子，也没跟我的客人们说。 　　夜里的气温还挺凉，我把卷着的袖子放下来。那两个陌生人一人一边夹着我，我能感到他们的手指抓着我的袖口。我开始觉得情况不妙。 　　有辆车等在那里，他们设法把我弄进车里，还是一人一边。我开口问：“你们不是说拐弯儿就到吗？” 　　他们并不正面回答，说：“坐车方便。” 　　我又问：“你们要核实什么？” 　　“你很快就知道了。”他们答道。不过语气硬多了。 　　差不多五分钟我们就到了，他们要我下车。这时他们客气的笑容完全不见了。那两人命令我向前走，左拐右拐，他们走在我后面，在我视线之外。在以后的几年中，我就这么被押送到这里那里，我对这一程序太熟悉了，以致到后来只要有人在我边上走我就会极不舒服。我们穿过一个小院子，我被引进一道门。一踏进门，房间里的聚光灯一下子通亮。这突然的聚光灯、照相机的闪光灯以及其他亮光一下子让我什么都看不见，有人很麻利地给我戴上手铐，我被迫在一份文件的虚线上签上了我的名字。整个过程中我都蒙了，只记得有很多闪光灯，我脑子里唯一的念头就是：“他们还真把我当回事儿……” 　　接下来，我被夹在另外两个陌生人之间，上了另一辆车被带走。这回陌生人穿的是军服。过了好几个月我才知道这些人并不是解放军，他们其实是因为政治原因被免了职的便衣，享受不到“文革”前的特权了，所以穿了军服做庇护。那时候的军帽或是旧军装仍旧很有分量。我已戴上了手铐，那两个穿军服的一人一手压着让我低头。我恢复了一点思考的能力，意识到他们是不想让我知道去的目的地，但我能感觉到我们在往哪儿走，因为我对北京城太熟悉了。 　　我估摸出我们是在向南行驶，离市中心不远，过了天安门广场，过了通常十分热闹的前门那片儿，然后向西，朝北京的西南驶去，但仍在老城之内。眼睃着两边的军靴，我得出结论：这不是被另外一个战斗队绑架，这回是真格的，就是我们通常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老毛病难改，即使在那样的处境下，我还是忍不住琢磨我们坐的是辆什么车——别克。他们为什么用这种车？选这种车有什么含义吗？我终究也没琢磨出个所以然。 …… 　　（英若诚传记，是英若诚躺在病榻上用英文口述，由美国杜克大学戏剧学教授康开丽（Claire Conceison）女士录音整理而成。她用了3年（2001-2003年）时间，一共录了41盘带子，100多个小时时长，然后编辑整理，再加上她多年的研究，终于成就了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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