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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30年大逃港实录

http://www.CRNTT.com   2010-12-08 12:15:25

村里掀起了一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村前村后的墙壁上，刷满了大标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田头的井水边，也插上了“抓革命、促生产”的语录牌。一到天黑，就组织村民唱歌，曲目多是《大海航行靠舵手》、《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等。 　　一时间，西坑村成了宝安全县乃至广东全省鼎鼎有名的“红旗”。每天来这里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在村外的荒山上踩出了一条小路。 　　但没多久，这个精心构筑的“社会主义教育堡垒”也倒掉了。1973年，西坑村的大部分青壮年，包括当年反外逃的积极分子、民兵干部都逃到了香港，有个组留下的最大的“男人”，是一个8岁的男孩。 　　一个逃到香港的农妇甚至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死后，连骨灰都不要吹回这边来！” 　　真正的香港奇迹，是我们这些冒死上了梁山的人，用血和眼泪创造出来的 　　对待逃港者，港英当局的态度也经历了几个阶段。 　　一开始，香港政府虽然不承认逃港者的“居民”身份，但对这些偷渡者其实并不拒绝。逃港者们开始在街角、空地处用木板钉出板屋，有些也到大楼天台上搭建，这也形成了一个后来香港报刊常用的名词：“天台木屋”。 　　逃港者们从事较多的工作，是最为初级的家庭作坊式的手工业——粘纸盒、缝袜子、勾纱等。因为他们工作卖力，要求又低，正好为经济开始腾飞的香港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 　　到了上世纪60年代，由于逃港者的数量越来越多，港英当局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开始实施“即捕即遣”的政策。但由于香港市民与逃港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许多逃港者都是香港市民的亲属、朋友或者同乡，这样的政策遭到了普遍的反对。 　　在陈秉安搜集到的许多香港报纸里，都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 　　1962年5月，有3万多名逃港者聚集在香港市区附近的一座名为华山的小山上。据香港媒体的统计，平均一个逃港者，能与10名香港的亲人、同乡、同学、朋友发生联系，这等于牵动着30万香港市民的心——在香港当时的300万人口中，平均每10个人里就有一个人要为华山山头的情况担心。 　　港府调集了数千名军警，开始大规模的驱赶与抓捕。与此同时，先后有十余万名香港市民，带着食品和饮水赶到华山，保护这些逃港者。根据事后的统计，大约有一半的逃港者，在市民们的掩护下逃入市区。 　　许多香港警察也不忍心抓捕这些人，甚至有警察不听命令，同逃港者拥抱在一起流泪。 　　最后，在“不行动者作抗命论”的指令下，警察才终于开始执行命令，将这些逃港者强行拖到山下早已准备好的数百辆汽车上，准备第二天遣送回内地。 　　当晚，香港几乎所有的娱乐场所都自动熄灯闭门，以示抗议。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停止了娱乐节目，许多电台开始现场直播华山的状况。 　　第二天，当数百辆汽车排成长龙，缓缓向内地方向开去时，一个令人目瞪口呆的场景出现了。 　　数百名香港市民突然跳到马路当中，躺在地上，挡住了汽车。人群里爆发出吼声：“快跳车啊！”据事后统计，又有近千名逃港者，在周围香港市民的掩护下逃离了现场。 　　在陈秉安采访的数十名后来在香港事业有成的逃港者里，几乎每个人都经历过类似的艰难时刻。他们从社会最底层做起，受尽白眼，艰苦奋斗，不仅慢慢融入了主流社会，而且创造了许多“财富神话”。 　　曾有人做过统计，在上世纪末香港排名前100位的富豪中，有40多人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逃港者。其中就有金利来集团董事局主席曾宪梓、壹传媒集团主席黎智英、“期货教父”刘梦熊等人。不仅如此，著名作家倪匡、“乐坛教父”罗文、“金牌编剧”梁立人等香港文化精英，也都曾是逃港者中的一员。 　　在这些人中，陈秉安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一个叫叶小明的企业家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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