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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与中国文化自觉

http://www.CRNTT.com   2010-11-02 13:31:38

重申恢复农村企业 　　 　　费孝通提出，仅仅实行土地改革、减收地租、平均地权是不够的。《江村经济》里，费孝通没有关注开弦弓农民的祭祀、仪式等人类学的热门问题，而是试图弄清楚当地人经济生活的逻辑。 　　 　　费调查发现：此时的开弦弓，村里有农地2758.5亩，人口274户，正常年景，为了得到足够的食物，每户约需5.5亩地。而当时，村里90%的农户平均占有不到10亩土地，其中75%的户均只有0至4亩。新米上市后，单靠农业，为了维持生活，每年每个家庭要亏空131.6元，而需要向地主交付42%食物的佃农更惨。　 　　农民靠什么来维持生计呢？费进一步发现：答案是蚕丝。生产蚕丝，可使一般农户收入约300元，除去生产费用可赢余250元。 　　 　　邱泽奇说：费孝通用这样的例子是想说明，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是，农民的收入降到了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要的程度，而“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费推而广之，中国“成千个村庄，像开弦弓一样，事实上已经被入侵者破坏”。 　　 　　邱泽奇介绍，晚清启动现代化进程以来，现代化“弃儿”的中国农村和农民，一直在衰败和危机中挣扎。衰败或是复兴？中国农村在现代化前面临着“哈姆雷特”式的难题。 　　 　　而当时有人把目光盯在土地问题，认为农民问题的核心是不合理的地权关系。经过调查，费在《江村经济》里提出了一个创造性观点：以恢复中国农村企业（副业），增加农民收入来解决中国的农村和土地问题。费总结为“人多地少，农工相辅”。 　　 　　《江村经济》里，费提出仅仅实行土地改革、减收地租、平均地权是不够的，“让我再重申一遍，恢复农村企业是根本措施。” 　　 　　费的观点在当时受到了激烈批评，包括学术界的同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热衷于效仿西方“大工业、大城市”的学术界，没有在农村“副业”上看到任何积极因素。 　　 　　“直到现在，一些地方领导一想起现代化，就知道是发展大工业、搞大城市。这一点可以从一些地方的城市规划中看出来。”邱泽奇说，可以佐证的是，去年建设部公布的城市规划中，全国有184个城市提出要建“国际化城市”。 农副关系之辩 　　费孝通被指责为“恶毒攻击政府忽视副业生产”。21年后的1957年，费孝通再次来到开弦弓村，目击的事实使他不得不重申自己的观点，这一次，他因此饱受了人间屈辱。　 　　这一年，费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的校友，澳大利亚人类学家格迪斯来华后，提出访问开弦弓；同时，国内政治格局开始难以琢磨：社会学学科被取消了，费试图重提和呼吁社会学地位问题的讨论。 　　 　　在《重访江村》中，费写道，许多老婆婆在岸上和他打招呼，拉着手不肯放。但很快见面的热情被现实的问题打断了，老婆婆说：“好就是好，就是粮食……” 　　 　　 　　费调查发现：1936年水稻平均亩产350斤，合作化后，1956年达到了559斤，农业增长60%，但从村干部里那里得知，有人感觉日子没有21年前好过了。 　　 　　费毫不含糊地提出了自己的判断：问题出在副业上。合作化后，由于区内分工和地区间的分工体系的破坏，整个桑蚕生产破坏了，“1936年，副业占农副业总收入的40%多，1956年，却不到20%.”总起来，农民的收入是下降的。 　　 　　《重访江村》里，费对当时提出的“农业四十条”提出了质疑，“再这样宣传下去好不好？把农业上的四十条当成包票一般交给农民，把社会主义远景放进望远镜，变得那么迫近，似唾手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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