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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史影响最深的变革——壬戌学制

http://www.CRNTT.com   2009-01-24 09:06:09

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以广东提案为蓝本的缘由。按1920年第六届年会议决，广东省教育会为此组成了一个阵营庞大的学制系统研究会，由下列人员组成：省教育会正副会长及评议员共30人、小学校以上各校长18人、大学及专门学校毕业曾研究教育者9人、教育行政人员14人，共计71人。幷从中选出40人，按照学制对应学段，“计分初等教育部十人、中等教育部十人、师范教育部十人、高等专门大学部十人”，共4个小组，同时参酌各国学制分部研究。最后将研究结果制成草案，提交省学制大会讨论通过。对此1922年《新教育》杂志第4卷第2期《广东省提出学制系统之经过及其成立》一文有详细介绍。其程序之民主、组织之合理、研究之详备、态度之审慎、效果之切实，令笔者折服，足以资今人写作“调研报告”的范本。故此，广东草案被作为讨论蓝本。  　　继第七届广州年会后，各地教育界纷纷开会讨论新学制，许多教育杂志还专辟了学制改革研究专号，一时形成举国上下讨论新学制的热潮。当时的北洋政府教育部迫于形势，于1922年9月在北京召开“学制会议”，邀请教育专家和各省行政负责人对“新学制草案”进行审订、修改。  　　正如历史上所有的改革都不会一帆风顺一样，新学制的诞生一度也有流产的危险。1922年10月11日，即第八届全国教育联合会济南会议开始的当天下午，教育部特派员陈容及胡家凤带来了教育部学制会议的议决案及教育总长提交学制会议的原案各100份，在开会之前非正式地分给各省代表。由于教育部在提交的原案前面加了一段引子，内中故意回避了广州会议上通过的《学制系统草案》，引起了许多与会代表的“恶感”。幷且，教育部特派员还在代表教育总长发言时打官腔，希望会议只“悉心讨论”教育部提交的学制会议议决案，不要讨论广州会议上通过的《学制系统草案》，这下惹恼了部分代表。于是在第二天的会上发生了这样一幕——  　　浙江代表许倬云（笔者注：非曾任台湾大学历史系主任之许倬云）上台演说：“教育部是什么东西？配召学制会议？学制会议是一班什么东西？配定新学制？你们看看这本学制会议的新学制，哪里有什么革新的意味？全是保留旧制。什么学制会议？明明是和我们教育会联合会开玩笑。现在的教育总长和次长是什么东西？汤尔和和马叙伦都是我们浙江人。我现在兴之所至，且把他们的丑历史报告给大家听听……”于是他在台上痛骂了汤马两人一顿。田中玉（笔者注：当时的山东督军）和两位部派员坐在台上静听。  　　这是胡适在1922年《记第八届全国教育联合会讨论新学制之经过》一文中的记载。当时会上空气一时为之紧张。北京代表胡适一看情势不妙，即出面调停。他向联合会代表陈以利弊，指出教育部和联合会都可以打官腔，“装作不知道有学制会议一回事”，“但这样彼此打官话，终不成事体。我们为的是要给中华民国制定一个适宜的学制，不是彼此闹意气。所以我希望联合会的同人，……还是老老实实地根据广州的议案，用学制会议的议决案来，把学制问题做一个结束，呈请教育部颁布施行”。胡适的意见得到了教育部特派员及大部分联合会代表的赞同。会议遂推定由胡适和北京代表姚金绅执笔起草，两位部特派员从旁商酌，从下午5点一直至次日凌晨1时，始起草完毕。胡适又于次日誊清，每条下面皆注明所根据的原案，称为“审查底案”，提交审查会讨论，后获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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