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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智库：变动中的中欧关系及走势

http://www.CRNTT.com   2021-06-06 00:02:15

在国际治理体系创新进程中，中国和欧盟在其中均扮演着重要责任方、参与者，同时也是竞争主体、合作伙伴等多重角色。二者对于建立更加均衡、平等、包容的国际新秩序的要求既有相通之处，也存在深层分歧。欧洲既对美国“唯我独尊”、在重大利益上侵害欧洲、继续凌驾和控制欧洲十分不满，希望扩大自身的战略空间和独立地位，利用多边主义框架抵消单边主义和强权政治。同时，欧洲人又对世界发展“东升西降”和中国全面兴盛的态势心有不甘，力图以规则为武器加以限制和延缓，维护其主导性地位。欧洲的两面性、摇摆性的根源，一方面在于其实力地位和时空条件持续演变至今，同时具有战后国际秩序受益者和受损者的“双重角色”。当美国将战略竞争的重心转向亚太地区之后，欧洲的“受损”感和不安全感大为增加。另一方面，欧洲毕竟属于全球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经过数次扩张和增容，欧盟已是市场、法律、对外行动一体化程度较高的国际大玩家。无论是基于现实，还是着眼未来，欧洲都不会放弃由近（周边）至远（亚非拉地区）影响和改造世界的野心，特别是不会轻易放弃其既有的国际制度红利和对未来秩序的规制权。总体而言，中欧作为当今世界的两大战略力量，对于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引导和塑造的权重虽有增加，但相较于霸权国家而言仍有不同，因而只有继续依赖协同、合作的路径，二者才能更好地维护各自的发展利益、安全权益，尽到应有的国际责任。 　　再次，延续和平发展大趋势是国际社会普遍诉求，也是中国和欧盟最大的利益公约数。世界历史表明，在秩序变革与转换关键时期最容易发生系统性危机乃至大规模战争。当前全球发展赤字、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有增无减，大国关系进入关键转型时期，在失衡一再加剧的情况下存在较高的失控风险。与此同时，数字经济、智能化产业的兴起无疑会加快全球价值链、供应链的“去中心化”趋势，信息革命和大众政治持续延伸也进一步推动全球治理和国际安全机制向“扁平化”方向转变，这些大变化不仅意味发展、安全进程的参与者、行为体更广泛，而且导致垂直分布的国际权力结构加速解体，“去霸权”“去西方中心”成为时代性特征。亚投行、CPTPP等一批新型区域开放框架都在没有美国参与情况下确立起来，巴黎气变协定所代表的多边制度规范对霸权制约、反塑造效应也更加显着。在此背景下，中国和欧洲的国际战略空间不是压缩了，而是可以获取更多的战略自主机遇，双方可以通过调适各自立场和协同行动，增加对全球事务的共同影响，达到“1+1大于2”的成效。在全球发展和安全的十字路口，中国、欧洲两家不犯糊涂，搞团结不搞分裂，对世界保持和平与发展的走势会起到“稳定器”的作用，这也应该成为强化中欧战略共识的根本前提。 　　三、欧美矛盾与中欧关系 　　欧美之间具有广泛而深厚的经济社会联系，居于中心的是双方共同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在战后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之下，美欧结成以G7、北约等机制化安排为标志的紧密的跨大西洋联盟关系，美国在经济、安全以及在社会层面对欧保持控制权和影响力。苏联解体后，以欧美关系为核心的西方世界持续主导后冷战时期的国际秩序，其政策一致性和对外扩张性达到高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及近期新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退潮同时发生，西方大国之间利益结构持续调整，导致欧美竞争加剧，矛盾增多。即便是白宫易主，拜登政府力图联欧制华、压俄，但欧美关系也如同中美关系一样无法回到过去，欧洲在追随美国的问题上必然是有选择性的，步调不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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