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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路径

http://www.CRNTT.com   2016-04-27 08:22:25  


 
  三、去产能

  文章介绍,(一)去产能可能面临的困局及风险

  在现行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分权模式之下,出于GDP的政绩和财政收入的考虑,各级地方政府可能会存在等别的地区将过剩产能去除之后,本地区产能就不过剩的观望心态和博弈策略思维,这可能导致中央去产能的战略部署在基层层面无法落实;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如果以简单的行政命令手段,或者依靠传统的产业政策思路,或者政府优惠政策来实施中央去产能的战略部署,可能会导致去产能工作的实际效果大打折扣;针对产能过剩行业中的不同性质企业,地方政府可能出现偏向性的处理倾向,导致去产能工作的变异行为或造成市场不公平现象,同时使去产能和处理僵尸企业的目的无法真正落实;债务风险以及可能引发的银行体系金融风险;失业风险以及可能引发的社会稳定风险。

  (二)去产能的政策思考

  首先,从中国此轮产能过剩形成的内在机制来看,需要依靠市场化的手段来加以有效解决,然而,从此轮产能过剩的地域分布特征来看,则需要政府主导力量以及中央政府财政兜底才能加以彻底解决,这种两难局面决定了在推进和落实去产能工作中需要具有一定的灵活性。

  其次,要高度警惕地方政府对推进去产能工作和处置僵尸企业方面的内生性惰性以及不作为的行为动机。为此,需要建立合适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推动官员考核机制从GDP导向到效率导向,弱化对GDP的考核,考虑把重点行业去产能的目标明确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并要求各地方政府落实量化指标,以调动地方在去产能和处理僵尸企业工作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再次,构建市场和政府职能有机平衡的债务处理与风险防范化解机制。对于去产能工作来说,当前最大的风险是去除产能过剩行业的僵尸企业带来的银行体系金融风险,尤其是考虑到过剩产能行业和僵尸企业与银行体系的相互依赖性过高,所引发的金融风险必然更为突出。

  最后,构建市场和政府职能有机融合的职工就业安置机制,扎实做好利用中央财政资金在推进“去产能”工作中的引导和兜底两大核心工作,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和救助机制,特别要重视社会政策的“托底”作用。

  四、降成本

  文章表示,(一)高成本及其成因分析

  制度性交易成本偏高的根源在于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企业的税费成本较高,原有的税制体系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不相适应;劳动生产率增速滞后于劳动力工资增速,以及社保分担机制的相对不健全,是导致中国制造业用工成本快速上升的核心因素;中国实体经济部门的高负债以及融资成本相对偏高的重要原因,在于中国当前的金融抑制体制,以及直接融资类型的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滞后;能源价格形成的市场机制发育不全,造成了中国实体经济所使用的能源原材料成本的相对偏高;地方政府政绩观驱动下违背产业集聚效应客观逻辑的产业发展思维,以及地方利益驱动下的市场分割,是导致中国实体经济部门物流成本相对偏高的核心因素。

  (二)降成本的对策

  推进与经济发展阶段和市场化改革目标兼容共生的政府行政体制,是切实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必要途径。紧紧依靠落实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中央各项部署,来全面降低实体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本质上是要进一步推进简政放权、放松管制、全面落实负面清单等重大改革措施,同时,全面优化政府管理,提高管理效率,促进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转变,为企业营造良好的经营环境,激发各微观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推进税收改革和完善收费机制,切实降低企业税费负担。短期来看,应该积极采取的措施是:一是通过税收制度改革实现减税,以便降低宏观税负;二是按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指导思想,出台更多针对特定行业税收优惠政策,实施精准降税措施;三是针对某些地方清理各种不合理收费的动力不足问题,以及对系统性清理各项政府性基金收费的行为滞后的现象,要加大督察清理力度以及合理的制度设计,切实减轻企业负担。

  降低中国实体经济劳动力成本的核心举措是降低相对成本。首先,降低中国实体经济劳动力成本治标之策是对中国当前的社保政策做出适当调整。其次,降低中国实体经济劳动力成本治本之策应是加快产业技术升级和精益制造体系的构建,促进制造业部门的资本替代劳动的转型过程,刺激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从而大幅促进中国制造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进而在劳动力绝对成本提高的同时有效降低劳动力的相对成本。同时,通过对《新劳动合同法》的适当调整,控制劳动力的绝对成本。

  全面推进金融体系的大改革,切实降低企业融资成本。首先,改革现有银行业盈利模式,改变银行主要依靠存贷息差赚取利润的模式,使金融资本真正服务于实体经济。其次,加快银行体系的混业经营,通过针对银行体系发展直接融资方式的创新举措,从根本上来解决银行体系的贷款资金短期化倾向和实体经济长期发展资本之间的内在矛盾,构建真正适宜于中国实体经济发展内在需求以及转型升级特征的金融体系。最后,在当前背景下,大力发展中国资本市场,通过资本市场引导社会资金、金融体系资金流向实体经济,为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措施的实施助力。

  真正推进能源价格体制改革,切实降低制造业企业能源成本负担。首先,真正落实当前制定的能源价格机制改革方案。其次,真正打破中国能源生产体系中的国有垄断体制,优先将混业经营改革以及推进商业类国有企业改革思路,全面引进到石油、电力等能源领域国有企业的改革重点,通过降低经营成本和垄断成本,来促进企业能源成本的降低。

  打破地方政府发展产业的无序竞争体制,推进产业物流业整合和道路通行机制改革,是切实降低中国实体经济部门物流成本的主要手段。首先,通过进一步打造社会化、专业化的物流服务体系,形成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现代物流企业,同时,扭转物流产业“小、散、弱”的发展格局,提升物流产业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能力,降低物流成本。其次,通过全面改革GDP唯上的地方政府官员政绩考核机制,扭转地方政府政绩观驱动下违背产业集聚效应客观逻辑的招商引资和产业发展的思维,通过产业集聚效应来降低物流成本。同时,遏制中国各地政府对发展物流产业的不合理财政补贴奖励政策,改变中国物流产业目前处于“小、散、弱”的发展格局以及物流市场自身的市场分割现象,提升物流产业自身的效率,降低服务成本。同时,进一步优化通行环境,加强和规范路桥收费管理。

  五、补短板

  文章认为,中国社会经济中存在不少短板,导致这些短板的原因也不尽相同。但就产业角度来说,造成短板存在的最核心因素,主要是一些不合理的制度安排,以及一些政策的失误。

  (一)制度和政策性因素对创新的影响

  首先,知识产权执行机制的不到位以及专利制度的落后,极大地抑制了中国的创新动力。其次,体制性因素造成的政府与企业的边界不太清晰以及大型国有企业的资源优势,催生了官商结合,形成了寻租机制,抑制了中国企业家创新创业精神以及微观经济主体创新动力的提升。再次,由于监管制度的不完善,当前的产业扶持政策,非但没有激励微观主体创新活动的提升,相反,中国各级政府积极实施的创新补贴奖励政策,甚至通过寻租腐败活动对微观主体的创新动力造成了严重的抑制效应。最后,国外产品的质量和品牌优势与中国本土产品的质量和品牌的长期巨大落差,造成中国的高端需求偏好于国外产品的突出现象,从“需求引致创新机制”的渠道削弱了中国本土企业的创新动力。

  (二)激励自主创新的政策措施

  适当强化类别化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和专利制度,通过制度创新形成有利于各经济行为主体创新活动的制度环境,扫除困扰产学研合作机制构建的制度性制约因素。首先,通过对中国专利资助政策的全面改革,来激励中国高质量专利的创造与产生,同时,有效激励高质量专利的产业运用价值的发挥,促进专利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的双重有效支撑机制的形成。其次,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专利激励政策的深度融合,来激发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内生动力机制,激活政府机构、研究机构(包括大学机构)、科技中介机构和企业生产部门之间“四位一体”的新型创新联盟体系。

  进一步清晰政府与企业的边界,铲除官商共谋的土壤,完善市场机制,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激发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以及微观主体自主创新的动力。通过切实的简政放权来约束和规范政府对微观经济部门的干预权力,将权力关在法治的笼子中。另外,真正落实和推进中央制定的国有企业全面改革方案,扭转国有企业在关键产业链的行政垄断势力延伸与固化的格局,形成国有企业自身创新能力提升的有效激励机制,同时,消除国有企业部门对民营企业部门创新能力提升的阻碍效应和拖累效应。

  全面改革既有的传统产业扶持政策以及各级政府普遍实施的创新补贴奖励政策,紧密依靠政府对激励创新有效制度的全面创新和重新设计,形成政府对促进微观经济部门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正向激励机制。一方面,通过引入专家咨询和第三方监管机制,强化政府创新补贴奖励资金的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全面政府财政资金监管机制,是当前可行的改革措施之一;另一方面,可通过设立政府“看得见的手”和市场“看不见的手”的两种机制功能相融合的政府股权专项产业发展基金,依靠政府参股和设定总体产业发展方向的专业风险投资基金和私募基金,利用风险投资基金和私募基金的专业知识和市场化运作行为,来实施既定的产业扶持政策和创新补贴奖励政策,从而有效解决政府过度干预的难题。

  调整中国当前的对外贸易政策,构建中国主导的区域价值链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体系,通过对外开放的新格局形成有利于促进中国创新能力提升的外部环境。中国对外开放格局发展到当前阶段,加工贸易类型的对外贸易对中国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及经济可持续增长的负面作用,已经不容小觑。应鼓励从事一般贸易的民营企业的高技术含量中间产品的进口,充分发挥民营企业利用进口中学习机制来促进自身创新能力提升的发展空间。并且,也通过鼓励民营企业出口市场的多元化来抵消全球价值链体系对自身创新能力提升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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