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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的经济特区解决了什么问题？

http://www.CRNTT.com   2013-10-29 09:23:21

民营企业“走出去”更有效 　　第二阶段是“接轨”概念指引下的开放，主要是1990年代围绕着加入世贸组织所展开的。“接轨”就是要改革国内的体制和现行国际通行的一些体制接轨。“接轨”来自两方面的动力。从外部来说，是来自世贸组织等国际组织的要求。如果要加入这些组织，就必须改革国内现存的体制。从内部来说，就是改革者要利用这个机会，来改革原来不合理的体制。没有这两种动力的结合，“接轨”便不可能。特区在这个过程，同样也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特区因为受传统体制的制约较少，比较容易和国际通行体制“接轨”。实际上，在很多方面，特区直接采用了国际通行体制。“接轨”创新或者改善了特区的体制，而特区体制又转而在国内产生扩散和复制效应。 　　第三阶段是从本世纪以来的“走出去”阶段。正是因为前面两个阶段开放政策的成功，中国在短短20多年间，从一个资本严重短缺的经济体，提升成为一个资本过剩的经济体。和任何资本一样，中国的资本也必然会走向那些可以获取更多利益的地区。中国现在“走出去”的主体，主要是大型的国有企业，主要表现在能源和原材料领域。但实际上，民营企业的“走出去”，从长远看来更具有可持续性。国有企业“走出去”，尤其是走向西方国家，困难重重。因为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方面的因素，各种困难不会在短时间内消失。与此不同，民营企业的“走出去”，尽管规模不能和国有企业相比，但它更有效。同样，特区在推动民营企业“走出去”方面提供了一个平台。较之其他领域，特区本来就和国外有着这样那样的关联，可以说，特区是中国民营企业和国际市场的连接点。 　　经济特区建设为中国提供了很多成功的经验。中国的改革发展到了现在，需要一个更高层次的开放，继续学习其他国家的经验，继续“请进来”、在继续“接轨”的基础上参与国际体系的建设，“走出去”成为国际事务的主要一个角色。不过，到了今天，人们对诸如上海自由贸易区那样的特区，应当有一个新的认识。在1980年代设立经济特区的时候，世界新一波全球化刚刚开始，中国的开放政策本身，也是这一波全球化的主要动力。到今天，尽管这一波全球化仍然进行，但人们已经可以从全球化过程中，学到很多的经验教训了。2008年以来的世界金融危机，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具体原因，但也是全球化的必然产物。同时，这一波全球化在为各国带来财富的同时，也增加了世界的不公平性。一些国家从全球化过程中巨大受惠，另一些国家则是受损；一些国家越来越富，而另一些国家则越来越穷。 　　同样是因为全球化，一个国家内部的一些社会群体因为全球化而变得越来越富裕，而另外一些群体则因为全球化而变得（相对）贫穷。如果继续的全球化是必然，人们必须思考如何在继续受惠于全球化的同时，能够尽量避免或者减少全球化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这个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有助于中国下一波改革开放的顶层设计，尤其是像上海自由贸易区那样的特区。一句话，新的特区应当具有新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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