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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的第一要义是增长动力的转型 | |
http://www.CRNTT.com 2013-09-26 08:32:28 |
其一是结构效率,即人口从生产率低的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转移。在这个阶段,生产率的提升和城市人口增长的速度大体保持一致。50%的城镇化率是一个标志性的临界点,在此之前,农村农业人口以极快的速度转向城市工商业,结构效率极大释放,这通常也会伴随劳动生产率的快速提升。然而,越过这个临界点,一旦城市的主导产业由工业转向服务业,结构效率提升的速度便会自然下降。 其二是规模效率,即人口密度所产生的聚集效应。通常最先是农业技术创新推动农业人口向城市制造业集中,产生制造业的规模效应,接着是制造业技术创新推动人口向城市服务业集中,产生服务业的规模效应。更为重要的是,通常也只有在更多人口的城市中,才能产生企业家的创新及对技术的生产性使用,也才能进一步促进城市的扩张和经济的增长。在这个阶段,生产率的提升和城市人口的存量规模相关性更大。例如,在美国,在大城市的大都市区工作的工人收入通常比小城市的工人收入要高出30%,生活在居民人口超过100万人的大都市区的美国人的生产效率比那些生活在规模较小的都市区里的美国人平均高出50%以上。 其三是分工效率,即不同城市之间的专业分工、劳动力的素质和交通运输网络的完善对于城市的分工往往具有重要作用。城市分工和专业化取决于城市劳动力的构成和人力资本的积累。美国、巴西、韩国和印度的经验表明,由于教育水平的差异,不同城市的生产结构具有明显的专业分工。同时,一个跨城区的交易网络和城际交通网络也在城市分工和经济增长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总体上讲,结构效率、规模效率和分工效率是城市化驱动经济增长的三条渠道,如果不具其一,那么城市化就几乎不可能会伴随经济增长。通常,在城市化的早期阶段,结构效率居于主导地位,恰当的政策应该是促进人口自由流动,使农业劳动力最大限度地转移至非农产业,从而促成生产率的提升。然而,随着城市化进入中后期阶段,即城市人口增长速度趋缓,甚至不再增长,规模效率和分工效率开始居于主导地位。 分工效率和规模效率的提升,是实现城镇化转型的关键 文章指出,过去10多年,中国在将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效率更高的制造业和服务业方面取得了显着的成效。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占比由2001年的50%下降到2011年的35%,11年累计创造了近1.5亿个就业岗位,城市就业总量增长了40%。由于农业劳动者的生产率仅是城市劳动者的10%左右,这种大规模的就业转换促进了中国生产率的大幅提高,这也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动力之一。 然而,相对于这种结构效率的快速提升,中国的规模效率和分工效率的提升并不显着。从过去10多年的经验来看,这两种效率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例如即使是中国最大的城市,其人口规模和人均收入之间似乎也不存在显着的相关性。另外,由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的生产中心集中在东部沿海,中国发挥的是全球制造业中心的作用,真正与中国制造业形成世界分工的是海外服务业,例如中国产品出口到海外,使用的是海外的供应链体系。因此,中国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的分工效率并不明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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