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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际开：钓鱼岛危机与中国国家安全

http://www.CRNTT.com   2013-09-08 08:38:59

然而，中国统一的基础植根于清朝三百年的统治，边疆各族人民大多维护大一统，民不思乱，大一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秩序源于社会，权力只有顺应了社会的发展需要才有合法性。不可讳言，在这样一个历史上分权的传统中，推行中央集权体制确实有捍卫一党一派之意识形态利益的一面，朝鲜战争不仅捍卫了中国的对外主权，也为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中国提供了理由，但一个国家不能总是靠战争来彰显自己的所谓“主权”。 　　我多年来一直主张，不能用西方的国家观念来理解中国。日本汉学家茂木敏夫认为，清朝的秩序由西北玄月与东南玄月组成，里面包含了众多族群与政治体。关于这个文明的主权的形态，我们通常用朝贡体制来予以把握。在这个体制中，周边王国的“主权”是相对独立的。实际上，清朝建构了一个允许这些周边王国参与进来的文明共同体，也就是文明同盟。这个文明同盟自鸦片战争以后受到了威胁，东南沿海租借地的出现，标志以清王朝为中心的文明同盟出现了裂痕，近代日本的“脱亚入欧”，加速文明同盟的部分解体与转型。 　　同时，也出现了一个具有正面价值的观念——“自由民权”。我可以接受“民权与主权并无相互否定的属性”这个讲法，民权是社会属性，主权是政治属性，没有民权背书的主权就是霸权；有了民权，主权才有意义。中华世界秩序的复合主体性，不仅是由多元政治体构成，而且其社会属性与政治属性也是复合的。我们要看到整体以及整体与部分的多元关系，这样才能找到比较好的解决办法。 　　清朝建立起来的秩序，后来被民族主义者所取代，但邹容在《革命军》中，仍然把日本看作是汉文化的继承者，他所倡导的近代中国革命的目的，不仅要建立一个中华共和国，也要建立一个友好的亚洲秩序。这才是百年中国梦的原意吧。在这个意义上，寻求东亚和解，应是中国走向海洋的起点。缅甸已经开始民主化，朝鲜半岛也有和平统一的迹象，随着中国边疆口岸地区的改革开放，亚洲整体正在朝向结构民主大步迈进，日本政府以及学术界对亚洲现状，特别是中国的认识，确实是落后一拍了。 　　目前，中日对钓鱼岛危机的办法，都立足于所谓“国家利益”，但国家利益是建立在一个千百年来逐渐形成的文明基盘上的。我提倡的东亚和解，旨在让利益攸关方都认识到这个共同的文明基盘，要回归到这个基盘重新寻找我们的共同利益。魏源的《圣武记》，或可为我们提供一些思考方式上的启发。 　　作者是杭州师范大学国学院专职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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