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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的“宪政”之争说明了什么? | |
http://www.CRNTT.com 2013-06-18 09:13:33 |
执政党无力介入讨论 这场“宪政”之争的发生说明了什么?至少可以说明如下几点。第一,“宪政”之争传达出了政治合法性危机的信号。合法性指的是执政党统治基础的问题。“宪政”之争的发生,倒不如说合法性危机是对所有社会群体而言。实际上,从近年来的各种民意调查来看,执政党仍然享有相当高的社会认同度,因此也是合法性基础。但执政党的合法性危机,至少在一些社会群体的眼中的确是存在的。因为在主张宪政者看来,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必须是宪政。换言之,在这个群体看来,执政党现在的执政基础并非宪政。这一点反对“宪政”的人也看得很清楚,因此他们就直接说,主张宪政的是质疑执政党统治的合法性。反对“宪政”的阵营所担忧的也正是这一点。公平地说,主张“宪政”的群体里面,也没有多少人是要如同反对“宪政”的群体所指控的,要推翻现行执政党的统治。“宪政”派中的大多数人主要关注的,是执政党的执政基础的转型问题。 第二,争论表明中国社会的分化和激进化。很显然,争论的双方毫无共识。双方从来就没有直接对话,也拒绝对话,一直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隔空喊话,互相批评甚至攻击,导致了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高度道德主义化和原教旨主义化。 第三,官方话语的衰落。尽管官方仍然控制着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对执政党仍然具有政治重要性,但多年来,官方意识形态领域已经不生产任何新的理论和概念,除了固守传统那些教条外,主要是控制社会层面的意识形态。不过,中国的社会现实一直在快速变化。结果,官方所秉持的意识形态已经解释不了社会现实,也不知道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到现在,官方连社会意识形态也控制不了,任凭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激烈竞争。 第四,在很大程度上也说明了执政党内部对“宪政”没有任何共识。执政党内部有支持“宪政”的,也有反对“宪政”的。在没有共识的情况下,官方就实行一种不情愿的放任自由主义,或者不得不“容忍”社会层面的各种主义之争。 这种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的“宪政”之争的恶果是明显的。从政治上说,争论双方都在试图重新定义中国政权的本质。但是,双方都没有问他们用来定义中国政治的概念,是否适用中国的现实。很显然,双方所用的都是外来的概念和意识形态,根本没有能力来规定中国的政权性质。例如,反对“宪政”的群体,把“宪政”视为是资本主义的,不属于社会主义的中国。但是,说“宪政”不属于中国,那么中国是什么样的政体?难道无法无天的政体?同样,在支持“宪政”的群体看来,中国如果要实现“宪政”,就要像西方国家那样,三权分立和多党制,就是说中国必须转型成为西方类型的国家。问题是:中国能够变成西方吗?变成西方会是一种如何的结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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