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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济：失踪的大师

http://www.CRNTT.com   2013-01-02 09:22:43

“他们都退出去了，给我们一个单独谈话的机会。一位女同志有时会进来看看，照顾照顾我母亲。谈了有一个钟头吧，我父亲多的也不问，他就问问家里的孩子。我就拼命讲他认得的那些人，夏鼐怎么样了，陶孟和怎么样了，还有家里的一些亲戚。我那个时候很穷，按这里给我准备的，穿得好一点。我的情况他大致也都知道，他是希望看见我们全家的人啦。要是他肯留下，当然就见面了，那会儿他们都在北京等着，随时准备去，说要是老先生多呆几天就见到了。” 　　“后来就吃饭，一餐非常丰盛的饭。那时候还在困难时期，我记得是把我从农场里头抽回来的，我在乡下搞社会主义教育呢。出来的时候我还带着老乡的两个玉米，生的，啃着回城的。我不记得那餐饭吃的什么了，但是记得有茅台酒，我多少年没见过了。我父亲也是爱喝酒的人。他喝了两杯，说不错，挺好。后来他们走的时候，我前后左右都是穿便衣的安保人员。事先就跟我说了，千万别过那条线，就是地上划的，用颜色标了一下的边界线。当时我手里拿了一串香蕉，也是多少年没见着的水果了，我看我母亲身体不好，我说你带着路上吃吧。我就想递给她，结果走到边界线了。旁边的人示意，指指那条线。他们过去了，我不能过。” 　　李光谟以为Y先生真是旅行社的人，后来听说他死了，还想写封信到香港去慰问他的家属。“有人说也许他不是真死，是被派去别的什么地方了，我这人真糊涂！” 最难使之满意的老师 　　台大考古人类学系系主任，李济当了10年。他认为考古不是与社会脱节的学问： 　　“专家”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似乎带些神秘性；“过分专门”已有讥讽的意义了。但是社会，尤其是现代的社会，是崇拜科学的。考古学与民族学都是科学事业，若有过分专门的嫌疑，也许还是它们的专门专得不够彻底的缘故吧！真正的专门学术，没有与社会完全脱节的；试看考古学如何影响了历史，历史家的意见如何影响了现在国际的关系！民族学如何影响了社会以及政治！这些影响都可以放射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上去。 　　而发挥影响的开端，必须是这些学科本身的培植和滋长： 　　中国学术在世界落后的程度，只有几个从事学术工作的人方才真正地知道。我们这一民族，现在是既穷且愚，而又染了一种不可救药的，破落户的习惯，成天的在那里排〔摆〕架子，谈文化，向方块字“拜拜”——这些并没什么“要不得”——真正“要不得”的是以为天地之大，只有这些。 　　但是，每一个中国人——我常如此想——对于纠正这一风气都有一份责任；所以每一个中国人，若是批评他所寄托的这一社会，必须连带地想到他自己的责任。据我个人的看法，中国民族以及中国文化的将来，要看我们能否培植一群努力作现代学术工作的人——真正求知识，求真理的人们…… 　　李济就像一个大家庭的家长，为考古人类学系创立了一个优良传统，并通过师生关系把这个传统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同时他也是一个“最难使之满意的老师”。本系的学生，最初两届出了李亦园、张光直等人，此后逐渐令人失望。李济讲课时感觉有好些新问题，听讲的学生却无人发问，问题也就没“滋长起来”。某次一年级年终考试，56位学生只一半及格，本系的12位，最好的也没到70分。他心里很不舒服。与之相应，有年轻人显露天分，他便不遗余力提携他“上路”。 　　他生平最得意的学生，一个是夏鼐，在大陆成了共产党“又红又专的考古家”；一个是张光直，台大毕业后去哈佛读人类学——和老师当年一样。李济面对他就像父亲面对儿子，严厉中饱含寄望。在给张光直的信中经常出现的话题包括：哈佛人类学课程的教法、参考书目，大陆新近发表的与古人类化石、考古有关的论文，国外关于中国史前文化的讨论、相关著作。因为在美国容易找到的材料，“在台湾难得看到”——他从未间断地关心着岛外考古学的进展。 　　做了许多年教师，他养成一个习惯，“看见了学生们，就想到中国的命运。他们集体的思想、行为与人生观，似乎就是中国前途的一个缩影”。一次，他在一个场合意外地听到一群没考取大学的青年哼唱民歌，开头几句是：“有些人的儿女，在美国结婚；/有些人的儿女，在台湾当兵！/结婚的儿女们，快成美国人了；/当兵的儿女们，要回大陆去……” 　　这类印象压得他有点透不过气：是不是现代的青年中国人都不愿意作中国人了？ 　　他希望出国的学生能陆续回到台湾，“我想我能安置他们”。对寄望最多的张光直，更是在信中屡屡催促。张光直说他对回台湾后的远景颇有一番理想，顾虑的是，理想会被实际所折磨。李济“很愿意效劳”，为他筹划回台后的工作和生活，并答应他，“只要你有可以实行的计划，我一定尽我的力量促其实现。” 　　“美国虽好，不是青年人久恋之乡”，因为“作学问是要自己开辟一个境界的”。“我最亲切的希望，为能帮助你们这一群年青力壮又有作学问志趣的，把傅孟真先生卅年前所燃的这一把新史学的圣火负责传递下去。”在他看来，台湾的工作环境不如海外，老一辈诚然有责任；但民族要延续下去，有才干的青年人如果都留在海外，民族的前途还有何指望？ 　　但史语所“将近十八万卷的书，卅万张以上的档案，二万五千片以上的有文字的甲骨，十万件以上的考古标本等等”，终于没有等来那个他寄望最多的得意门生。1960年拿到博士学位后，张光直投奔了耶鲁。 　　最终，继承李济衣钵的是他从大陆带到台湾过继的次子李光周。台大考古人类学系毕业后，他也去美国深造，最后回到台大执掌考古人类学系。但李济去世后几年他也不幸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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