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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笑局长”的时代标本意义

http://www.CRNTT.com   2012-09-10 10:29:35

进入现代，中国终于在2004年把保障和尊重人权写入宪法，后又喊出“以人为本”。在这样的背景下，尊重一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人格就成为社会共识。而杨达才局长竟然在车祸现场微笑，表现了对死者人格的不尊重，也就是对人权的不尊重。如果作为高官的政府官员对人权都不尊重的话，那宪法上的明文就成了一纸空话。是可忍熟不可忍，多年来坚持呼吁宪政实践的人士也忍不住了，他们站起来，握着拳头，从自身理念受辱的心态上出发，对杨达才的微笑行为发出了强烈的质疑和指责。 　　无可置疑，一个国家的民众对死者越是尊重，对那些不尊重死者的人或行为质疑得越严厉，那些不尊重死者的人或行为受到的惩罚越多，越是能体现这个国家的文明和进步。在这个意义上，杨达才惹了众怒。 　　众怒一经燃烧，便有燎原之势，遇到合适的条件必然蔓延。不幸的是，杨达才提供了一个充足的条件：合法收入不足以购买名表，且收入、财产不透明。 　　11块名表在不同的场合里出现在杨达才的手腕上，引发了众人的许多猜想。最先进入猜想的常常是一群热心人或好事者。他们对官员有着基本的认知和不满情绪，一方面充满正义感、民主法治意识，一方面又想参与取乐，通过思维和技术优势提供猜想素材，诱发众人评论、转发，获得成就感。杨达才的11块表的图片就是他们提供的，可以说他们的基本目的达到了。从舆论监督的意义上看，他们提供的事实素材，确实可以让大众有据可猜，可以形成舆论热潮，进而转为制度层面的政纪、法律监督，监督效果不错；从众怒引爆的意义上看，他们把大众的热情引到了随时可能爆炸的处境下，有时可能会伤及无辜，误导大众的判断方向。 　　接着进入猜想的是媒体从业者。他们在舆论热潮中寻找新闻、评论热点，然后在尽可能多的事实素材上，做着自己的观点引导和价值判断。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媒体陆续进来采集焦点素材，形成强大的舆论覆盖，大众或主动、或被动地被卷入了这场声势浩大的事件中。这样的全覆盖熏染着实可以让大众获得一些实实在在的的监督知识和情绪宣泄。 　　最后把猜想变成结果的是体制。一般来说，体制对体制内的官员都有护短的癖好。但是，在如潮的猜想和愤怒面前，体制如果想护短的话，会考虑代价成本的。所以，陕西纪委终于被迫出面了。尊重事实、认真调查、给出结果，必然是它的三部曲。杨达才有没有问题呢？陕西纪委会根据情况给出一个解释或处理结果。如果有腐败问题，还会涉及刑事诉讼，那最终的结果将是法院判决。 　　体制最后出来收场，多半有被动和难为情的地方。但这也是舆论监督的一个必然环节。如果体制能把工作做到前面，对体制内的官员从小问题上就做好预防、治理工作，就会不落到最后收场的地步。舆论中常有一种悲叹的情绪，就是一旦一个官员出了问题，它就会说所有的体制都变成了中看不中用的形式，所有的法规都变成了垃圾堆中的白纸黑字，比如，《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关于加强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管工作的通知》等等条文，在这个事件上就没有起到应有的约束作用。 　　也不尽然。体制是一个庞大臃肿的机器，只要它没有被宣告死亡，就有它发挥作用的时间和空间。客观地说，体制内的官员也可能在里面做了一些好事的，比如杨达才以前也是做过一些贡献的。体制的每一次更新换代，都是一个艰难和痛苦的过程，所以，大众必须有耐力推动它向前走。令人欣喜的是，近日已有官员在接受采访的时候，竟把手腕上的手表摘下来藏了起来，并把腰间的皮带商标也遮蔽了起来，这“藏”、“遮”的一小步证实着舆论监督进程的一大步。大众舆论监督的理想性目标，就是要让所有官员能把脑海中所有的腐败欲望彻底地藏起来，不让它跑出来危害大众的权益。 　　从交通事故发展到“微笑局长”事件，杨达才被贴上了反面的标签，成了体制内千千万万个问题官员的缩影。他的笑，有不尊重人权的嫌疑，让大众不信任；他的收入，有非法来源的嫌疑，让大众不信任；他的行为，有着不健全的体制支撑，让大众不信任；他的结果，有着难以猜想的体制裁夺，让大众不信任。如果这些不信任都变成了现实，那“微笑局长”事件就演变成了一次对现有执政伦理的不信任，那执政党和政府重拾公信力的口号和行动必将陷入恶性循环的陷阱。 　　如果“微笑局长”事件被公正地处理好，给出透明、有说服力的结果，且经得住再一次、再二次、再三次的大众监督，那么，事件本身的运行轨迹将会成为全民见证中国民主法治进程的一个时代标本。（刘锋为法学博士，独立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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