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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的背后

http://www.CRNTT.com   2012-07-16 15:40:57

■ 对话思想者 不尊重真实才是记录片的坟墓 　　新京报：你在《先生》里说，先生更像一面镜子，“那些背影，让我们发现这个民族的正面”。民族的正面有什么东西我们值得留下来？ 　　邓康延：《老课本新阅读》和《先生》，都代表那种民国精神，这精神是什么呢？国民意识，公民意识的觉醒。我让设计师用一个背影来展示，矍铄高古，当民族内外诸多不幸，虽千万人吾独往矣。 　　一国最重要的是教育，教育最重要的是小学，小学最重要的是课本，蔡元培、胡适和张元济等都参与编过小学课本，民国的精神就是从小学课本开始的，教育说人话，做人事，而不是说空洞的大道理。我在腾冲找到的最初的三本老课本，内有传统文字的张力和童趣，具备家国常识和美育常识。这几十年已经远离了那个温文尔雅、平和说理的文风，我们最近在拍的《教育启示录》，则着重眼下，也是呼应民国先生的一种方式。教育是立国之本，我们要借鉴好的东西，让人们自然去选择和欣赏，而非跟着空洞的宣传口号。 　　新京报：你很早提出过读图时代、影像时代的说法，作为一个资深的新闻和文字工作者，为何将个人对社会的体察转向了纪录片？你理解的记录精神是什么？ 　　邓康延：当我还在《凤凰周刊》，想去挖掘社会和历史，觉出了白纸黑字的相对苍白。看国外纪录二战和重大历史事件的片子，有对当事人和后代的采访，有原景或原地影像。从这一点来看，一千字抵不上一段图片和影像。 　　现在我慢慢觉得，商业不是纪录片的坟墓，不尊重真实才是坟墓。我所理解的纪录片理念简单说就是“发现记录人”，人是核心。深入一个人和一部纪录片，很多冠冕堂皇的谎言会被粉碎。纪录片，就是已经发生的，正在发生的和将要发生的真实，你无法去演戏或者掩饰。 　　新京报：除了远征军、民国先生和教育，深圳也是你的主要拍摄题材，为何选择这样一个商业精神和民间社会生长的特区？你说过对未来抱有期待，深圳是否符合这种期待？ 　　邓康延：我记得1992年我刚来深圳工作，城市和我同一天生日，张灯结彩。这里是移民城市，也是义工联、各类民间组织最发达的地方。靠近港台澳，能较多感受到商业精神和民主氛围。政府也相对宽松，使得民间气氛较为活跃。任何一个社会，唯有民间力量比政府力量更大，才更有活力。不管经济还是文化，垄断其实就是倒退，现在，那么多年轻人只图安稳，挤破脑袋要进入体制，还不如上世纪80年代那些公务员下海有勇气。 　　我们曾拍“深圳民间记忆”、“岁月山河深圳人”和“迁徙”等，现在十二集的《民间》已拍了半年，从百多个深圳有影响力的民间组织里选了二三十个对比地去拍。看上去他们是志趣相投的群体，到最后一定会向社会发声，例如，对山野自然的尊重，和人内心对自由民主的向往是相通的，读书会、残疾人组织、眼角膜手术光明行、支教等等，都在用科学规则，用集体力量，推动社会，这是未来公民社会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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