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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丹青：我的师尊木心先生

http://www.CRNTT.com   2012-01-05 14:17:53

木心先生在阅读什么呢？阅读我们的“阅读经验。” 　　什么是我们的“阅读经验”？这是一个复杂的话题。我曾在访谈中说过几句粗暴的、涉嫌冒犯众人（也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话，我的意思是说：当代文学家，甚至六七十岁的作者，你看不到他们的语言和汉语传统有什么关系。绝大部分作者一开口，一下笔，全是1949年以后的白话文，1979年以后的文艺腔——如果情形果然如此，那么，这就是我们几代人的书写习惯与阅读经验。 　　有学者曾经将我们的文化概括为四种传统。一是由清代上溯先秦的文化大统，二是五四传统，三是延安传统，四是文化大革命传统。假如我们承认“阅读习惯”也意味着“传统”的话，那么，我还要加上一个传统，即近二十多年以来的种种话语、文本所形成的阅读习惯——这五项传统的顺序并非平行并置，任由我们选择，而是在近百年来以一项传统逐渐颠覆、吃掉上一项传统的过程。逆向的回归有没有可能呢？这就是近年所谓“国学教育问题”被争论不休的缘故，因为，在抵达所谓“国学”之前，我们先得跨越好几道不可能跨越的“新”传统。 　　因此，我们可能会承认：古典大统、五四传统，在整整两三代人的知识状况与阅读习惯中，已经失传，很难奏效了；第三项，尤其是第四第五项传统，则全方位的构成了我们的话语、书写、阅读、思维与批评的习惯。 　　二十多年前，当大家忽然发现中国曾经有过譬如沈从文张爱玲这样的作家，我们惊异的是什么呢？正是另一种我们所不熟悉的阅读经验。这种被长期中断、遗忘的陌生经验立即征服并动摇了我们的阅读经验——这种征服动摇的过程还得加上八十年代西方新文学带给我们的新经验（譬如昆德拉、博尔赫斯、魔幻现实主义等等）——大家想想看，近三十年来如果我们的写作实践与文学观发生了变化，正是起于阅读经验的变化。 　　但我立即要申明木心先生的“唯一性”。诸位读了他的书就会发现：将木心先生与以上任何一位曾经被淹没的“老作家”相比拟，都不可比，都不恰当。在他身上没有断层，上述五项传统先后吞噬的问题完全不存在。我们如果将周氏兄弟定义在五四时代，将沈从文张爱玲定义在三四十年代，将建国后的著名作家分别归入五六十年代、八十年代或九十年代，然后据此规范他们的文学观、时代性与写作立场，相信不会遭遇太大的异议。可是我们如何定义木心先生的文学归属？ 　　木心先生开始写作，是在四五十年代，恢复密集写作，是在八九十年代；横向比较，同时期国内的文学写作无论从哪一面向看，均与他不在一个时间的纬度。 　　这本散文集的首篇《九月初九》，写在1985年左右，可是在文字上可能会给予我们“五四”的、“老派”的、非常“中国”的错觉，而在域外而回望家国，叹自然而审视历史，在五四时期并没有人取用这样的角度与写法。再看《明天不散步了》和《哥伦比亚的倒影》，用粗俗的话说，则显得异常“洋派”而“现代”，我不知道从五四直到现在，中国的散文可曾出现过类似的篇章？至于《上海赋》，我想，凡是读过的朋友都会承认，不但上海不曾被这样写过，更重要的是，我们遭遇了一种异常丰沛而娴熟、但全然陌生的文体，这堂堂正正的文体好像早就存在，可是谁曾在我们的写作生态中见过同样的文学“物种”？ 　　二十多年前当我初读木心先生的文字，我的错觉就是将他与五四那代人相并置，但随即我就发现，即便是周氏兄弟所建构的文学领域和写作境界，也被木心先生大幅度超越——既矛盾又真实的是，木心先生可能是我们时代唯一一位完整衔接古典汉语传统与五四传统的文学作者，同时，在五四一代以及四十年代作者群中，我们无法找到与木心先生相近似的书写者——此所以我称木心先生是一个大异数，是一位五四文化的“遗腹子”，他与后来的传统的关系，是彼此遗弃的关系。阿城为此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说：木心先生其实是在为五四文学那代人“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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