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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楼里的丰子恺后代

http://www.CRNTT.com   2011-11-26 10:30:05  


 
我在逃亡途中的快乐童年

  记者:看过您的一些文章,写到很多关于童年时代逃难的故事。

  丰一吟:抗日战争爆发后,父亲就带着我们一家老小颠沛流离,一路跋山涉水,又是乘船,又是长途汽车,又是火车,苦得不得了。小孩子不怕苦难,吃得差一点也无所谓,倒是觉得游山玩水很好玩。但父亲带我们逃难,一路把头发都逃白了。本以为逃到一个地方就可以了,哪想到日本人又来了,一直逃到遵义,那里比较安静,没有日本人来。

  记者:成年后您又去过那些地方吗?

  丰一吟:前些年杭州电视台和桐乡电视台要拍丰子恺逃难之路的电视片,我和大姐一起故地重游,沿着当年的路线又走了一遍,都不认识了。我们一家在遵义一直住到1942年年底。父亲的朋友陈之佛在重庆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写信邀请父亲去教书,父亲就带着我们去了重庆。1942年到1946年我们一直在重庆。父亲很喜欢那种赋闲的状态。他到重庆本来是应聘去教书,但没多久就辞职了。生活来源就是写文章画画。那时候我十几岁,我们住在重庆的沙坪坝,喜欢吃重庆的担担面、红油水饺。

  记者:您对那段日子还有什么比较深的记忆吗?

  丰一吟:其实小孩子也不懂大人的事,有时候不好的地方回忆起来还是蛮可爱的。在遵义我得了伤寒病,初一都没念完。到重庆后父亲送我去艺专读书,也有入学考试,但我画得不像样子,父亲和校长是朋友,就硬塞进去了。进去以后我也没有好好念,所以我到现在都还不会画。那时候父亲也不管,很自由。关良、李可染都是那个学校的教师,他们都会拉胡琴,大家就一起唱京戏,我在学校里还演京戏,关良也来我家里拉胡琴,我们自己做行头唱戏,把这五年就这样混掉了。上课也不好好上,素描也不好好学。最厌烦的还是英语课,一有英语课我肯定逃学去听京戏。

  记者:抗战结束后您一家人又回到上海了?

  丰一吟:抗战结束后,我们从重庆回到上海,这一路的艰苦就跟逃难时一样。最有钱的人乘飞机回上海,其次是沿长江坐船一路下来。我们是坐长途汽车,先往北走到宝鸡,再走陇海铁路,在南京下来后换乘火车到上海,路上要走好多天。路过郑州的时候人很多,坐火车不容易,那时也无所谓买票,人就直接到站台上,能挤上去就上。我们一次次把行李搬到车站,却上不去车。父亲怕行李跟别家弄混,就在行李上贴了丰子恺的名字。有一天我们在那儿等火车,一群年轻人先是看到我们行李上的名字,随后认出了父亲,他们帮助我们一家总算挤上了火车。

  记者:后来有人说丰子恺想去台湾,但最后还是留在了上海。

  丰一吟:来上海之前父亲确实带我去过一趟台湾,但那是当时开明书店的老板邀请他去那里旅游,我们只呆了两个月。我们到台湾去蛮好玩的,去外面吃饭,父亲想要告诉他们不要放猪油,但当地讲闽南语,听不懂国语。他忽然想起来,台湾当时刚刚结束日本统治,或许都懂一些日文,父亲就和老板说日文,果然对方就明白了。随后去厦门拜访弘一法师的旧居与圆寂处,在厦门的时候听说解放了,父亲就慌了,因为我父亲喜欢江南,怕回不去。正好叶圣陶写信给他,说快解放了,你赶快回来吧,父亲就先去香港开画展,筹集了一点钱。我们就又回到上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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